读者朋友,这是一篇读者点题稿件。黔西县雨朵中学的周训超是视点的热心读者,阅报后经常撰写视点同期声稿件并多次来信提供选题。他所提供的“状元村”线索令编辑怦然心动,于是请记者及时出山。
黔西县的农场村,是一个仅有600来户2000余人的贫困村。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这个少数民族聚居村已为国家输送了500余名大学生,其中不乏硕士生和博士生。新时期农民对知识的渴盼以及他们的胸襟和气魄,由此可见一斑。
本报年轻的女记者陈俎宇,数次踏访农场村,亲身感受了这个偏远民族村寨浓浓的求知气息:家家户户以读书为荣,不读书为耻,父母节衣缩食甚至靠借贷也要供孩子读书,全村入学率一直保持在100%;村里建学校,600多名学生及全村群众自发背砖背瓦,感人事迹写进了教育部门的光荣档案;尽管全村“茅草屋占了一大半”,但家家房顶上安装的电视卫星接收器,却日渐丰富着村民们的精神家园……这一切,令我们的女记者文思喷涌,完稿后精心打磨、三易其稿,细腻的笔触和别具一格的表现手法令人耳目一新,文中提及的一些现象发人思考,读者朋友不妨一阅。
感谢读者周训超。
请读本期——《静悄悄的“状元村”》
一
有“状元”名赵勇者,聪敏好学,口齿伶俐,说得一口标准的英语,某年考入贵州工业大学。临近毕业,学校特请北京工业大学某名师前来讲学。席间,惟赵于寂寂众生中敢于诘问争论反驳。师遂以英语语之,不料其竟持英语对答如流。师甚异,破格免试录为北京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因其家贫无力供学,学校遂与之签约,约定其完成学业后必回校任教,否则退还培养金18万元。赵虑之。师曰:“是人才,18万太低。若学好,就算180万,对你来说也将是区区小事。”现赵勇尚在校勤奋攻读。
又,有“状元”名严江者,性格开朗,健谈。村中上至耄耋、下至懵懂无不与其交好。严在深圳大学求学,24岁毕业即择业谋生,供职于贵州省某高薪部门。一日,笑与同事曰:“国家注册会计师有何奇?我不必去考试,自有会计师水平。”同事皆疑之。不日,竟去参加考试,答卷将毕,问监考老师:“允我饮酒一口乎?”遂拿出随身所带“二锅头”半斤,仰头自饮,其声咂咂。后,果中。某年,严不满人浮于事现状,大胆谏领导曰:“60多人太过臃肿,请给二人,必能胜任。”触众怒,齐斥之,处境日艰,于是停薪留职“下海”,赴深圳协助一IT业老板搞软件开发。后回贵州开一家属于自己的软件开发公司,做了老板。严曾回乡会友,愤愤然曰:“全世界的软件市场为何就一个比尔·盖茨包起玩?我誓当改变此现状!”谓其当老板非为发财,只为挣一笔足够经费,以赴英国剑桥留学,圆其“改变世界软件市场现状”之梦。
以上二则趣事并非录于典籍,实出于乡野村老之口。其中所及之“状元”,皆出于一个名叫农场的小山村,地处黔西县东南一隅。
二
位于黔中腹地的黔西县,百里杜鹃花绕城池。因山高林密,水草丰茂,曾经是国家的战马驯养基地。10多年前,这个人口不足百万的小县城,因一个叫农场的小村连年出大学生而声名鹊起。
农场村是一个有600多户人家2000多人口的少数民族聚居村。自上世纪70年代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这座小村走出了500多名大学生,其中不乏研究生、博士生,农场因之成为名震一方的“状元村”。去冬今春,记者慕名数往农场。早春的二三月,金黄色的油菜花儿一片片地点染着山野;到四五月,玉米扬花,稻禾青青,好一片翠绿。在山与山之间的几条沟堑两侧,农场村10来个小寨子散落在每个小山凹里,浓荫蔽日,阡陌交错。农人们在庄稼地里忙碌着,鸭鹅一群群或在田埂上悠闲地踱着步子,或在田间嬉戏水草,阳光下的小村显得喜洋洋地闹眼。
这一天是8月28日,星期一。进入秋季连续凉了好几天后,总算又现了阳光。对门山上马场口组一户农家土垒的小院坝里,19岁的兰家永考上大学背上简单的行囊,正在向父母告别。
“去学校要好好读书啊,不要操心家里的事!”母亲站在树阴里,眯着眼定定地看着他,反复嘱咐了千百遍。村里今年又有6个学生考上大学,熊坤、刘林凤他们都陆续走了,只有兰家永因筹集书学费耽搁到现在。从小学读到高中,兰家两兄弟都是靠学校免除一切杂费才艰难完成学业,如今要上大学,家里该借的借,该贷的贷了,第一年勉强打发过去,明年呢?后年呢?母亲说走一步看一步,哪有趟不过河的理!可兰家永的心里仍如千斤重担压着。告别偏僻贫穷走向富裕开阔,这中间要经历多少艰辛,只有身出寒门才知个中味。
赵氏阿婆掺在洗衣的主妇堆里,慢慢地洗着一把卷心菜。她眯缝着眼努力适应阳光,观察对门山上的动静,揣摸着又是哪家娃儿要出远门读书去了,一边惬意地听妇女们高声摆谈自己的家长里短,偶尔也插插话,跟着笑几声。赵氏家族在村子里有名气,皆因“状元”出得多。用村里人的话,那“状元”是“一个撵着一个,活像母鸡下蛋一样平常”。不过,赵家“状元”们今在何处?阿婆自豪地露出仅剩的几颗牙齿,说:
“都在外头哇!”
“不回来啦?”
“哪个愿意来哇?回来守穷啊!”
阿婆的意思,是说子孙们自觉学了一身武艺,应当在广阔天地里闯荡才是;回来受环境所限,学无致用,那就可惜人才了。阿婆的话代表着村里人的想法,这个想法源自“贫穷”。
农场村以玉米和油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匮乏,贫寒自不必说。惟一的进村马路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因暴雨塌方简单维修过几次。私人摩托现在是这条路上惟一的代步工具。道路坑洼不平,摩的蹦跳着行进,乘客随时有被抖落到地上的危险。交通如此不便,信息自然闭塞。
听说记者采访,摩的师傅问:“是来采访煤炭的吧?”一听不是,又说:“那一定是采访咱们村的教育了。”看来农场除了煤炭和教育,不会再有什么新闻了。时逢村人赶集,长约一公里的正街上,黑糊糊的烂泥被过往的大车翻犁成泥浪,赶集的人们小心地挨着摊儿行走,听不到热闹的集市声。
农场村处于绿化、兴仁、羊场、雨朵三乡一镇的交界处,农场学校集中了附近5个村子的孩子。中午下学,不能回家的孩子大多留在教室里,或伏案午睡,或读书自习。几个小女孩躲在一间教室里,静静地迅速扒拉着从家里带来的酸汤饭或油炒饭,不时喝一口从井里取来的泉水。
据现任校长陈忠林介绍,这座教学楼建成于1999年,共20间教室,现有学生1300多名,教师39名。建校共花去项目建设资金近30万元。此前至1976年,学校一直为砖木结构,共10间教室,600多名学生和全村村民自发背砖建校的感人事迹曾写进教育部门的光荣档案。新教学楼投入使用以来,全村入学率一直保持在100%,尊师重教历来是这个村的优良传统。
贫穷、落后、交通闭塞、信息不灵、求知若渴,是农场村的真实写照。不言而喻,农场“状元”皆出寒门。
三
农场人拿什么供孩子读书?
58岁的龚绍书,去年喜滋滋地送女儿小洁上了大学。老龚属于头脑灵活、手脚勤快的那一类农民,眼界宽,会打算,懂得发展。改革开放后,老龚领着全家在村里率先走上养殖致富的路子,10多年光景积攒了一笔笔血汗钱。推倒了茅房住进瓦房,接着又建起两间砖混结构房。眼看家里日渐富裕起来,女儿又考上大学,老龚一家喜上眉梢。不过这喜悦没维持多久,老龚就开始发愁了,这源于女儿的读书费用。进校第一个学期,老龚把家里仅有的2100元积蓄给女儿交完了书费、杂费,又靠2000多元助学贷款才使女儿进了校门。从小学到高中,女儿读书花了不下一万元。10多年靠养殖赚的钱,大部分用在了女儿的教育上。今后怎么打算?素来精打细算惯了的老龚夫妇惟一的办法只有靠借贷。
借贷是近几年村里供孩子求学使用得最普遍的方法。原来无处可借贷时,贫穷造就了一批“秀才”,“状元村”也名“秀才村”。因家贫而无法长期求学的学子们,初中毕业往往选择师范类院校就读,以期早毕业早就业。全县28个乡镇的中小学校里,到处都有农场籍教师的身影。农场人一高兴,就会咧开嘴自豪地吹:“咱农场‘状元’多,‘秀才’多,人才济济哩!”
离正街约3里地的一个小山凹里,座落着一个叫岩头的小寨,赵世琪家粉墙红瓦的楼房显出别样的气派。村里人说,赵家7个孩子有6个是大学生,平均每两年一个。一批又一批拜访者让做父母感觉到了光彩,老两口的脸膛经常都是红彤彤的。这座气派的“状元府邸”,系长子出资兴建。两层的土墙楼房用钢筋混凝土盖顶,木地板、木楼栏雕着精美的花纹;墙上镶着瓷砖,还拼凑出“二○○三”字样,房檐上装饰着红色琉璃瓦,梁柱上镌刻着第三个孩子的手书。绿树掩映的这座农家小院,散发出幽幽的墨香。楼房为什么用泥巴筑墙呢?老赵不好意思地笑笑,说砖瓦水泥运到村、寨再到家门口,要加3次运费,成本太高。
“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开销很大,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再说,房子建成这样已经很满足了。”老赵感慨地说,土地承包到户后,他家家道日渐好转。1982年,长子赵代林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这让赵家从此对美好生活充满了憧憬。尽管供读的费用高得令人咋舌,全家仍然欢天喜地,幸福盖过了忧愁。此后,随着教育费用逐年提高,全家的生活担子越来越沉重。但是孩子们都好学,村里教学条件比不上县城,更比不上省城,读书多半靠自学。冬天的夜晚,几个小脑袋凑在一盏煤油灯下,几双长满冻疮的小手费劲地握着笔,写字的沙沙声像下雪一样。老赵一想起来就心疼。好在那些年种烤烟收入比较高,老赵的希望全在烤烟上,只要种出来,不愁卖不出去,收入最多的1990年种烟得了7000多元,全家人着实开心了好些天。不过就在那一年,一个孩子考上上海交通大学,一个孩子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一下子就花去了一万多元。“要不然,我早就成万元户了!”老赵笑着说。
不教育孩子是万万不行的,要教育孩子就要吃穷家底。大寨子农民张金芬家,2002年3个孩子同时考上大学。因家贫不能全部供读,最后只能送女儿先上大学,两个男孩外出打工。
考得上,读不起在村里并非个别现象,尽管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村里不少人家靠煮酒、喂猪、磨豆腐等家庭小副业也能存上一点钱,但与日益高涨的教育费用相比,村民们致富的步伐显得的确过于缓慢了。
四
农场人说:你不改变贫穷,贫穷就要改变你。
老牌大学生李发利现就职于四川攀枝花工业集团,与他同时代的乡友们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一起求学时的每一个细节。有一年冬天,离校较远的李发利为了上课不迟到,在山路上奔跑时刺蓬把他已穿了3年的惟一一条裤子撕成几片。因无法缝补,又没有多余的钱买新的,他用山藤将布片捆在腿上,就这样过了一冬。“去个天不亮,来个月亮升”是李发利们辛苦求学的真实写照。那时,他们读书奋发的目的很简单:走出贫穷山村,改变落后家境。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春天的故事”响彻中华大地,小商品经济逐渐复苏,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大见其效,许多人家种烤烟走上脱贫致富的路,希望之光普照着这座闭塞偏僻的小山村。“心系家乡,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成为农场读书郎的普遍心志。70年代生人爱把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奉为自己的座右铭,80年代生人大多立志改变家乡落后面貌,而正在成长中的90年代生人,则“握时间与知识,与时代同进步”。
问及为啥要考“状元”?80年代的赵勇们说,要振兴中华,扭转乾坤;90年代的严华们说,要投身社会,参与竞争,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新世纪,董建们说,做高素质人才,与世界接轨……
物质上的贫乏挡不住农场人的精神需求,现代通讯以不可阻挡的脚步走进山村,丰富着村民们的精神家园。
听说记者专为采访教育而来,村支书孙成贵感慨地说:“要是群众再富裕些就好了,那样的话状元、秀才就会更多。可是,三个原因严重地影响了群众致富的步伐。”孙支书伸出指头列数着:一是群众没有足够的资金开发利用村里那块约32．6平方公里的大煤田。去年秋天,群众收庄稼后急需用煤烘烤粮食,可是,“坐在煤山上,竟然愁煤烧”,买不起煤的村民们激愤地拿着铁铲背箩进矿抢煤,成为全县的头号新闻;二是交通不畅,群众有修路的迫切愿望,因缺乏资金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未能如愿;三是师资力量薄弱,由于条件差,许多老师不愿来农场任教,教师严重缺编。在岗教师课时繁重,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农村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日益突出。大部分农村的温饱问题目前已基本得到解决,但老百姓为什么就富不起来?其中,教育费用过高是重要原因之一。”专门研究农村教育状况的专家们尤其担忧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背道而驰。以黔西县为例,2004年上半年,全县因家贫而面临失学的农村学童高达4000多名,县教育部门为此专门出台减免政策,仅此一项减免费用188万元;县里录取高等院校的学生中,由社会捐资助学者居多。农村教育与农民致富怎样协调发展?这一问题已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深思。
在农场村里行走,不时遇见坐在屋檐底下晒太阳的太婆、田间地头忙碌的大叔和赶路歇凉的大婶……他们几乎都是“状元”的父母或亲人。没有庆功的酒宴,没有热闹的唢呐,更没有鲜艳的大红花。农场的“状元”们静悄悄地攻读,静悄悄地“中榜”,静悄悄地走出山村,在各行各业挥洒着青春的汗水,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干。看似静悄悄的“状元村”,其实并不安静,它像一颗深埋在春泥里的种子,萌动着,蓄势待发。
作者：陈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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