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我国秦汉时期一个确实的历史存在,如今却成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孜孜以求解答的历史之谜。
言及夜郎,贵州人的情感颇有些复杂与微妙。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述了以今贵州省境内的黔西北、黔西南及黔中部分地域为主要属地的夜郎国扑朔迷离的史事,使后人在清醒和迷糊之间徘徊,治史者也在皓首穷经中寻觅了两千多年。而“夜郎自大”的成语,则让贵州人背负了两千多年的尴尬与无奈。如果不是经济建设的发展令夜郎的文化价值得以提升,成为具有社会经济资源的一个品牌的话,“贵州是夜郎的属地——贵州是夜郎真正的故地——贵州就是夜郎”这一有关古夜郎的推论,说不定也就这样平平静静顺理成章“定论”下去亦未可知。
可如今,与“夜郎古国”有关的一切,都因其丰富的文化价值和潜在的巨大商机而受到各地追捧。湖南和我省一些县区,就为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夜郎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角逐。古夜郎,这朵古代西南文明中的奇葩,尽管早已凋谢,但其影响,却是经久不衰。
夜郎究竟属于谁?它的“根”在哪里?相关的历史记载是如此有限,考古发掘的终极印证也还有待时日。历史的面纱,难不成就要这样恒久地遮盖着神秘的古夜郎?
请读本期－－《夜郎寻踪(上)》
“汉孰与我大?”
公元前130年,夜郎王多同对汉使者的这一问话,成为流传至今的千古笑谈。夜郎这个偏处中国西南的小国,也因“夜郎自大”的成语而声名远播。
与夜郎广泛的知名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期以来由于史料记载的简缺甚至相互抵牾,加以考古发现的相对缺乏,使得夜郎及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无法一一澄清,于是,关于夜郎的争论便甚嚣尘上。先是学术界对夜郎问题的众说纷纭,其次是民间对夜郎认识的混乱,最后出于增加地方知名度以推动当地经济文化建设的考虑,湖南新晃、贵州赫章等县先后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将县名改为夜郎县的申请,夜郎之争上升到政府行为,争论达到高潮。
2000年,贵州赫章可乐的发掘由于对探讨夜郎问题的重要意义,荣膺该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贵州考古界的殊荣,也是学术界对夜郎地处贵州的一种认定。但目前包括赫章可乐在内的考古发现,仅只是夜郎社会中下层民众的物质遗存,尚非夜郎王族的遗留,所积累的考古资料尚未使一切问题都真相大白,上述争论以及学术界对夜郎的寻找,仍在继续。
2004年9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水电站的建设,对清水江中下游地区展开系统考古调查,结果发现史前遗存10余处。10月,该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系和南开大学文博学院等单位,进驻素有贵州夜郎考古三大重镇之一的威宁中水,对其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详见下期《夜郎寻踪》(下)],相关发现将有望从学术上进一步探讨夜郎问题。而当学术界对夜郎的认识达成一致,一切争论终将尘埃落定。
夜郎钩沉
大约在公元前27年左右,由于与周邻小国发生战事却不听汉使的调解,夜郎王兴被太守陈立斩杀。夜郎,这个西南夷中最大的方国,顿如大厦倾倒,顷刻间灰飞烟灭,永远退出历史舞台。两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透过深邃的历史眼光来重新追溯这段历史时,却发现它如谜一般扑朔迷离。
司马迁是介绍夜郎的第一人。他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这段话说明在该地区方国众多,其中夜郎最大。
夜郎之为国,不知兴自何时,但可以肯定至迟在战国中期前后,夜郎便已存在。作为当时成都以西、以南地区最大的方国,夜郎在历史上大约存在了二三百年的时间。相对于同一时期或稍早的南中国的楚、蜀诸国,它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因此史籍对之着墨不多。也许司马迁等史家对夜郎的了解就是少而模糊的,所以,在他之后的范晔等诸君才用迷离的笔法将我们引向一个异彩纷呈的神话世界。
历史像生命一样传承延续着,人类对其幼年的回忆因为时日久远而逐渐模糊,传说于是诞生了,它给人们对历史的追忆插上了五彩的翅膀。然而传说毕竟只像一滴沐浴液滴入浴缸后的满池泡沫,掩藏于其后的真实何其藐也!因此,更多有探究精神的人们并不满足于对历史的这种诠释。从清代开始,一代代学者就已不满于这段混沌的历史,极力想从史籍中寻求真实的夜郎。但300年过去了,谜团仍未揭开。在文献记载不能给人一个满意答复的情况下,用事实说话的考古就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
面向大地的探索
考古是一门将人类记忆中久已忘却或已然模糊的往事,通过寻找真凭实据进行确认的学问。仰起数百年扎在故纸堆中迷茫的头,用古物缀合历史的考古,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寻找夜郎的重任。
在考古者面向大地的寻觅中,赫章可乐、普安青山和威宁中水开始发出耀眼的光。可乐玄妙的套头葬,中水神秘的刻画符号和铜鼓山精致的石范陶模,为尘封的夜郎文明的揭示,画上了浓重的一笔,它们成为目前夜郎文化寻踪的三个重要据点。
赫章可乐无疑是目前的夜郎考古收获最丰的地方,这块地处黔西北乌蒙山区的神秘土地,分布着10余处战国秦汉之际的遗址和墓葬。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曾进行过多次发掘,迄今共发掘墓葬271座,出土文物1000多件。据《西南彝志》记载,可乐在历史上曾是一个与成都、昆明城市等并称的大城,是贵州彝族默部的政治中心。但在彝族进入可乐之前,这里是夜郎民族的一个重要聚居点。赫章可乐遗址墓群的发掘,将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目前仅对其中的几个地点进行了发掘。随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考古将还历史以真实。
同样地处黔西北的威宁中水,西距赫章可乐约200公里,与云南昭通接壤。共进行过两次发掘,发掘墓葬58座,出土文物430余件。墓中的死者亦“椎结”、披珠挂饰,但不见可乐遗址墓群中发现的“套头葬”。出土器物中,牛头形带钩、鲵鱼形带钩、蛇头形剑、无胡铜戈、铜铃等极具地方特色,而同时出土的一批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格外引人注目。
普安铜鼓山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夜郎遗址中的最重要者,遗址地处素有青山平原之称的普安青山,在铜鼓山山巅。两次发掘,共出土玉、石、骨、陶、铜、铁、漆等质地的遗物千余件,而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一批用于铸造兵器和工具的陶模、石范,计有陶质剑茎模、石质剑范、戈范、钺范、铃范、鱼钩范等,其中的部分戈范和钺范范腔可与贵州其它地方所见的戈和钺的实物相套合。这是铜鼓山遗址和贵州它处的夜郎遗存间存在密切联系的实证。
近年来,随调查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青山片区发现了夜郎时期遗址10处,使此地的夜郎时期遗址达到11处之多,占到了全省夜郎时期遗址总数的半数以上,该地的特殊地位不言而喻。
民间传说中,夜郎王曾在铜鼓山上扎过营。后来,他们离开了,不知去向。他们甚至没有带走各种用玉石琢磨而成的精美饰品,只留下满地狼藉的陶片和泛着青幽铜绿的铜钺。许多年后,这一切被泥土精心掩埋。一群沟通古今的考古者,一群面向大地的探索者,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从泥土中清现,使它们重见天日,重新释读那段被尘封的历史。
解读黄土下的秘密
在几代考古人不懈的努力下,目前已在赫章、威宁、普安、兴义、安龙、册亨、望谟、兴仁、盘县、清镇等地,发现有夜郎时期的遗存和遗物,其中以赫章、威宁、普安、兴义、安龙等地最为集中。结合文献记载和上述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初步认识。
在贵州境内确实存在一支既不同于滇文化,又不同于巴蜀文化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它以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和普安铜鼓山三处遗存为代表,典型器物有立虎铜釜、无胡铜戈、带特殊符号的铜钺、卷云纹首铜剑和铜柄铁件、曲刃铜矛、陶瓶、带乳丁陶罐、陶杯等。该文化不但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且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威宁中水和赫章可乐墓内死者更向我们鲜活地再现了他们的悬骨环,项挂珠饰,身着珠襦、手腕上佩戴密密麻麻的铜手镯,表明他们应该就是史书记载中的“椎结之民”。
这类遗存,其时代上起战国,下抵西汉,它们和文献记载中的夜郎可以相互印证,应该是夜郎遗存。
以上各遗存间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无胡铜戈就广泛见于从兴义到赫章、威宁的各遗存;其中的舞蹈纹无胡铜戈,普安铜鼓山遗址曾发现了该戈的石模,实物则见于兴义威舍、赫章可乐等遗存。带特殊符号的铜钺,在普安铜鼓山、兴义巴结、兴义顶效、册亨等地皆有发现,铸造这类铜戈的石范曾在铜鼓山遗址出土。赫章可乐所见的发钗、扣饰、陶瓶等遗物和威宁中水所见者几无区别。这些都是当时大夜郎范围内各部落间存在密切来往的实证。
其次,目前所见的夜郎遗存主要分布于云南昭通、曲靖一线以东,三岔河、北盘江一线以西的贵州西部,这一带很可能就是夜郎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联系《史记》“夜郎者,临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江“出番禹城下”的记载,我们认为地处南北盘江环抱中的今黔西南一带,是夜郎中心的理想地望。因为贵州境内可以行船,而且,可以抵达广州的江,仅南盘江和北盘江勉强符合该条件。
第三,文献记载夜郎为西南夷中的“最大”,西南数百君长内附后,“独夜郎、滇受王印”,足见这两个方国在该地区的不可替代的巨大影响力。换句话讲,当时的夜郎是一个可以与滇相媲美的王国。上世纪50年代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内“滇王之印”的发掘出土,使滇国及滇文化浮出水面。而接下来的考古发现更让人们惊讶地看到,偏处西南一隅并与夜郎联手缔造“夜郎自大”这一著名成语的滇国,竟有着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它令贵州相关的考古发现相形见绌。我们在感叹的同时意识到:目前所发现的各种夜郎时期遗迹和遗物,无论赫章可乐、威宁中水,还是普安铜鼓山,都不是夜郎王族的遗存,而可能仅是夜郎中下级阶层的相关遗存。因为目前的考古发现和夜郎“最大”的记载不符,和滇文化的辉煌不符。若非如此,就是司马迁用“无韵之离骚”欺骗了我们。
所以,一切才刚刚开始。如盲人摸象般触摸着夜郎的考古者,这一群在“夜郎之争”中最有发言权的人,仅仅触摸到了大象的四肢和尾巴。
与夜郎亲密接触
不可否认,“夜郎之争”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有考古发现和相关学术研究尚未深入的因素。但尽管困难重重,学术界对夜郎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而与夜郎研究已取得的成果相比,我们的宣传和开发利用却显得相对滞后。诚如王鸿儒先生所说:“夜郎文化在其实用层面上分为研究、宣传与开发三个阶段。”问题就出在后两个阶段上,各种研讨会虽开得不少,却迟迟未见付诸行动。换言之,客观条件我们已经基本具备,是主观的人的因素使我们在一场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不仅仅是在夜郎问题上,在周边的云南、四川和广西的旅游业开展得如火如荼的今天,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贵州旅游同样显得寒酸。由于工作的关系笔者常有机会接待一些外省客人,在游历过黔山贵水后,他们多会由衷赞叹:“贵州好东西太多了,真是大开眼界!”接下来就是“可惜了”之类的感叹。
一个已死的王国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不用去列举沙漠深处楼兰盛装下葬的新娘,不用去列举雪域高原上残阳斜照中古格王国的宫殿,不用去列举兵马俑坑中血气方刚的秦国勇士,我们只要看看湘、桂、滇大力炒作其为夜郎故地的种种举动背后所潜藏的真实意图,就不难明白“夜郎”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比较湘人“巧打夜郎牌”的果敢和“抢占风气之先”的自信,我们是不是应该具备更多的胆识和气魄?
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一个蕴涵文化的历史名称不仅可以带来社会效益的上升和经济效益的增长,更可以在展现一地丰厚的文化底蕴的同时提升该地的知名度,改善投资环境,扩大经济产业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等,从而全面促进一地的发展。类似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们还能坐视墙内开花墙外香吗?在一个盗版碟卖得比正版碟还要猖獗的年代,手握制作精良的正版碟却错失良机,你就失去了一切。在湘、桂、黔、滇争玩的“夜郎牌局”中,我们握有最货真价实的王牌,更应抓住时机,多方合作,深挖掘,精包装,广宣传,推出真正的夜郎文化大餐,让人人可以享受与夜郎亲密接触的快意。
我们脚下的这方热土,是名副其实的夜郎故地:揭开厚重的黄土,屋基仍在,珠玉仍在,宝刀仍在,女人们用柔软指头捏成的陶罐还摆放在原来的位置,战死疆场的勇士还手持铜戈静静躺在墓穴,套在硕大铜釜内巫师的头颅上两片翕动的嘴唇仍保持着念咒时的姿势……这支“椎结”的民族,似乎才刚刚离去不久。今天的这一切,肯定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作者系省文物考古所在读研究生
下期请看《夜郎寻踪(下)》
作者：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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