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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讲述的是一位90多岁的香港老人捐资建校的故事。
老人叫黄佩球,已于今年2月辞世。之前,有关老人的事迹媒体上并不多见。黄老处事一贯低调,不喜欢张扬。在贵州捐资建校前他给民建贵州省委助学小组发来了他的五条“纪律”:一不要惊动太多领导;二不要开欢迎会;三不要安排宴会;四不要安排记者采访;第五条是一切费用自付。
正因为此,知晓黄老近10年间在贵州捐资建校50所事迹的人并不多。
黄老一生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有的只是涓涓细流。但他的一言一行,正如甘露一般,浸润着每一个接触过他的人的心田:那些因之而有了学校的山村,那些因之而有了教室的学生,那些在过年时收到了他寄来的慰问金的山里教师,那些陪着他连续19天顶着烈日尘灰在山间小路上颠簸,行程3000多公里,与他同吃同住的工作人员,也许一辈子也忘不了老人的殷殷情怀。
黄老不是香港最富有的人,但他把所有的余钱和精力都投入给祖国特别是贵州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黄老已然辞世,但他的事业,还在继续……
请读本期—《一位香港老人与五十所学校》
我一生勤劳俭朴,久历风霜,于今年满九十,老伴去年辞世,儿女已全部长成立家,温饱无虑。我孤身独处,已一无所求,惟一希望“人民团结、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开开心心去见上帝。还望趁着头脑清醒,身体能力还能应付的条件下,争取对祖国多办一点有益的事。
——摘自黄佩球先生给民建贵州省委助学小组的信
5月11日,天空还飘着零星小雨。早上8点刚过,玉屏自治县毛坡村的村民兴冲冲自发地来到村里刚建好的黄佩球毛坡希望小学,等着从省里来为小学竣工剪彩的人。小学生们早已准备好花环,在校门外一字排开等待着。
9点,省政协副主席、民建贵州省委主委王录生等人在孩子们热烈的欢迎中到来。孩子们不知道捐钱给他们盖学校的黄佩球爷爷已在今年2月27日过世了。王录生在讲话中告诉他们:“黄老先生幼年随父母到香港谋生,一生勤俭创造了一份家业。但在香港并不算有钱人的他却动用养老金,从1997年至今捐资近900万元为贵州援建了50所希望小学。黄老先生在过世前,还嘱咐我们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王录生给大家回忆了1999年黄佩球先生在贵州期间的一幕,当时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北约轰炸,看到新闻后黄老先生激动地说:“不发展教育,就要落后,国家不强盛,就要遭欺负,过去在殖民地的香港创业,艰难困苦,体会尤深……我们一定要加快国家的发展,使中国人在世界上抬起头。”说到动情处,老泪纵横,拳拳爱国之情溢于言表,这事使当时在座的人深受感动,受到了一次终身难忘的爱国主义教育。王录生说,此后他经常对人说起这件事,感动了不少人。
说到这里,小学校的操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记者身边有个村里的长者在轻声感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简短的仪式结束后,大家给40个贫困生发放了黄老先生生前设立的助学金,又去参观新教室。在一楼一间教室前有一个小男孩引起了记者注意,他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最后终于鼓起勇气走到教室里看了一下。记者问他,才知道,他的哥哥在那个班上学,他很想去看看新教室,坐坐新课桌椅。记者曾在基层呆过几年,深知农村孩子对读书的渴望,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幸运地走进课堂,而农村孩子和群众对教育的迫切之情常常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他们想改变命运,摆脱贫穷的热切愿望,正是那些充满了渴望的眼神和质朴的感情打动了无数人为之慷慨解囊兴学援教。黄老先生他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地挤出自己的养老金,执著地支援贵州山区的教育事业。
……目睹边远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身处破烂危房,学习环境恶劣。血浓于水,感同身受,心情难以平复。我和老伴阮禄安商议,决心为祖国尽一点力,挤出部分养老金,帮助贫困地区建校,并提供助、奖学金。
我们殷切期望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为振兴中华作贡献。
——摘自黄佩球先生给贵州山区孩子的一封信
这封信被镌刻在每一所黄佩球希望小学的大门口,用于教育孩子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但是这封信却是王录生费了些口舌“争取”来的,因为黄老先生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愿把自己的善举公之于众,实实在在做点好事是他做人行事的原则。
边走边参观这座就在去年还是破烂平房,如今却有天壤之别的毛坡希望小学,黄老先生那关切希望工程胜于自己孩子的神情又浮现在王录生眼前,让他不由回想起了近10年里与黄老先生从相识到相知的点点滴滴。
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民建中央发动会员捐资,在贵州援建一所希望小学,黄老先生一人出资10万元。次年,他参加广东省人大代表团赴黔考察。王录生前往拜访,真诚邀请他参观该小学。交谈中,黄老先生一边赞扬民建贵州省委做得好,一边从身边文件中抽出一张纸,递给王录生。
那是一封某县呼吁社会各界援建4所小学的公开信。王录生一时琢磨不透他的用意,正迟疑间,老人说:“你派人去帮我看一下,这4所小学是否真的需要帮助,如果已建,就算了,没有我出钱帮他们建。”王录生喜出望外,同时也在担心,因为那封信是两年前写的,如果已建,就错过了一次机会,于是动了一下脑筋,向他介绍了贵州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并表示一定选择4个较贫困的小学,没想到老人很爽快就答应了。
他说:“在香港,我不算有钱人,苦出身,一辈子挣得了一点养老金。现在儿女们都成人了,有了自己的事业,多余的钱给他们也没有多大意义。为山区的孩子们建学校,也算是回报祖国。”
随后,民建贵州省委成立了助学小组。负责学校的选点和建校资金管理等事。
1998年,4个学校按期竣工。黄老先生提出要参加竣工典礼,这让助学小组的工作人员既感动又担心。因为4个学校分散在册亨、平塘、荔波、黔西四个县,走一趟有3000多公里,路况也没现在好。考虑到老人已近90高龄,工作人员建议他抽查一个学校算了,可老人坚持都走到。3000公里的崎岖山路,整整颠簸了老人19天。在这次难忘的旅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被山区贫困群众坚韧的生存现状和强烈的致富渴望所打动,被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感激所感动,他的内心被助人的快乐所充盈,他更加坚定了捐资办学的信念。
离开贵州前,他要求助学小组给他寄去4所学校每学年的工作情况以及学生的成绩表等,他说,他要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这4所学校,他每资助一个贫困生,就相当于自己在内地多了一个子女。
2002年,他的夫人阮禄安女士去世。阮女士长期瘫痪,在轮椅上度过了后半生。王录生得知后去电问候。老人在电话里忍悲含泪地说,他要把给老伴留的养老金拿来继续为贫困地区援建12所希望小学,以此来寄托哀思。后来,他果然再次捐资200万元人民币,全部用在缺少师资的贵州边远贫困地区,并在每个学校设立2．5万元的奖学金。每年春节还给希望小学的教师送去慰问金。
去前年,他又陆续援建了一批希望小学。至此,他个人已在贵州捐资近900万元,援建了50所希望小学,为2万多名山区孩子创造了良好的读书环境,使8000名贫困学子重返校园。此外,他还在辽宁、江西等省援建希望小学,为祖国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捐资总计1600多万元。
黄老先生的爱国情怀还不仅于此。早年,为了支援祖国抗美援朝买飞机,他把结婚戒指卖了买国债;把5个子女送回祖国学习;建设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时,他是12个捐资人之一……
我此行希望:(一)不要惊动太多领导;(二)不要开欢迎会;(三)不要安排宴会;(四)不要安排记者采访;(五)一切费用自付;请谨记以上各点,通知各地勿误。
——摘自黄佩球先生给民建贵州省委助学小组的信
望着拔地而起的教学楼,抚摸着崭新的课桌椅,民建贵州省委社会服务处处长昌静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老爸’要是能看到就好了……”她不无遗憾地说。在与黄佩球老人交往的近10年里,老人每一次贵州行的起居都是由她负责,两人之间的感情已同父女。
她说,老人身上所具有的传统美德和高尚的人格力量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今年2月27日,当香港的“哥哥”、“姐姐”打电话告知她老人过世的消息时,她心里突然有一种失落感,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精神上追寻的榜样。
老人做人做事从来没有什么口号,可是从他言行的细节中流露的人格力量,却能感动每一个曾与他接触的人。
1999年,老人到贵州来参加第二批4所希望小学的竣工仪式。王录生设宴为他接风洗尘,但老人坚决不去,说不能用公款。他坚持要自己掏腰包请大家吃饭,说是大家为了希望工程奔忙,很辛苦,为了他的事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很感谢大家。
在3000多公里的行程里,每到一处,他都要反复叮咛:吃,不要铺张浪费;浪费一个高档菜就浪费了一个山区孩子一个学期的学费;住,只要清洁卫生就行,不需要豪华高档。每次吃饭,他只准有几个人就点几个菜,包括小菜和点心,并且谁点的菜谁要负责吃完,否则打包。在麻尾镇,他把吃不完的馒头打包走;在凯里市,他坚持把豪华套房换成标准间……他对自己俭朴得近乎抠门,但每到一个希望小学,他都会拿出300元给校长,让校长代他宴请慰问学校教师,感谢他们坚守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
奔走在贵州的山间道路,扬尘满天,车上又没有空调,只能开窗。一天下来,车上的人都成了“灰人”,老人连眼睫毛上都粘了一层灰,他却毫不言苦,反而打趣自己是“灰爷爷”。
他把苗族老人赠送的象征长命百岁的吉祥物视若珍宝,却拒绝各地赠送的礼品。
2003年,老人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因肾病住进了医院,维持老人生命的医疗手段是血液透析,支撑这项昂贵的医疗手段的费用是每年50万港币,可以说是“花钱买命”。王录生去电恳请老人先把希望工程放一放,身体要紧。然而,老人却在病床上再次写信给助学小组,说希望工程今后还要继续搞,请收集资料随时寄去,数量不限,有生一日,仍想大搞。除尽自己力量外,还积极发动亲友社群大力支持。他说,时日无多,要只争朝夕。
今后我们一定继承先父先母的遗愿,和你们携手,为贵州的希望工程努力。今后我们赴黔,仍然遵从先父的做法,并且费用铁定自付,不能使用先父留给希望工程的一分一毫,请你们毫不留情地执行。
——摘自黄佩球子女给民建贵州省委助学小组的信
原本以为随着黄老先生驾鹤西去,他所执著的希望工程事业也会就此画上句号,记者的采访自然到此为止。不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黄老先生5个子女中有3个,今年4月就来参加了先生生前援建的最后4所希望小学的奠基仪式。他们明确表示要继续父亲的希望工程事业,今年将在贵州援建3至5所希望小学。
在奠基仪式上,黄佩球的长子告诉昌静,父亲病重时还在翻看装订成册的希望小学资料,劝都劝不住。临终前,当儿女们表示,一定会把父亲留下的钱用来继续建希望小学时,病床上的老人连连点头,并表示一定要在贵州建。之前,他们几兄妹一直不能理解父亲对希望工程的执著。来到贵州后,看到山区孩子们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方知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大家共同的责任。他为父亲深感自豪,觉得有责任将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5月17日,记者拨通了远在香港的黄佩球长子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多次要求记者不要刊登他们几兄妹的名字,因为希望工程父亲做的,他们没有功劳。他说,父亲在遗嘱中把现金遗产的五分之二留给了希望工程,其余的分给他们兄妹。其实,父亲的总资产也就三四千万,其中大部分还是固定资产,现金也就1000多万。这在香港的确不算有钱人,援建希望工程已经耗费了父亲相当一部分养老金。母亲生前也很支持他的工作,说只要把养老金留够,其余的都可以捐给希望工程。由于父亲临终前还在念念不忘希望工程,所以今年他们兄妹几个来参加了父亲生前定下的最后4所小学的奠基仪式。在贵州的所闻所看,激起了他们的爱国心。几兄妹商量,要把父亲留给他们的遗产全部捐给希望工程,预计还可以在贵州再建40至50所希望小学。
当记者问,父亲留给他们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时,黄先生不假思索:“民族心,爱国情。”他表示,源于爱国而对祖国尽一份心,出一份力,这是每个中国人应该做的。
后记
竣工仪式结束后,漫步于风光旖旎的阳河畔。记者问昌静处长,又不能从中获取任何好处,助学小组为何还能认真做这项工作长达近10年?昌静处长笑着给记者讲了一段她的经历。
有一年,香港基督教协进会通过民建贵州省委在我省资助了1250名女童,每人每年给予145元,要求民建贵州省委给他们寄去每个学生每学年的成绩表和照片。这给助学小组的工作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量,昌静提出能不能简化一些手续。当时,与她交谈的人叫欧太,是香港义工,丈夫为香港有名的实业家。她告诉昌静,她没有理由不用好每一分善款,因为捐款的并不都是有钱人,善款中就有90英镑是一位80多岁的英国老妇人靠织袜子义卖得来。她给昌静讲了这样一个真实故事:
在英国有一位老妇人,她有一个60岁的弱智儿子,母子俩靠政府的救济金相依为命。有一天,老妇人去教堂做礼拜时看到了墙上贴着的中国希望工程的招贴画,她那颗善良的心一下被画中孩子渴望的眼睛打动。她想,自己的弱智儿子都能受教育,为什么那些聪明健康的孩子却得辍学呢?于是,她决定做点什么帮助他们。她很辛苦地织袜子,趁着做礼拜时拿到教堂义卖,凑得90英镑,然后捐给了慈善机构。
听完这个故事,昌静再也不提简化手续的事。她曾到过黄佩球老人家,亲眼目睹了老人简朴的生活,不足100平方米的家里,摆设也只相当于内地的中等家庭。为此她深感“每花一分钱,都必须对他有所交代”。助学小组曾到50所希望小学实地考察、签订协议、开工奠基、中期检查、竣工验收,老人交给的每一项工作都仔细办好。
他们的工作不仅赢得了老人的信任,也赢得了更多港澳同胞的信任,善款源源不断地寄来,工作量愈来愈大。从1997年至今,民建贵州省委已经引进无偿捐资1500余万元,在省内9个市州地、30多个县都有他们的项目,他们毫无怨言风尘仆仆地来回奔走于乡间。“外面的人们都能为改变贵州的贫困面貌出一分力,作为贵州人我们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她说。
黄佩球希望小学的最后一所被选定在罗甸县大关村,因为那里曾出过全国有名的“大关精神”。昌静说,他们希望办教育也要有“大关精神”。只要有不屈的意志和积极的行动,相信希望之火会愈烧愈旺。这也是所有心怀善念的人所希望看到的。
作者：罗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