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薪行动》(上)发表后,未料会引起那么强烈的社会反响。一封封饱含深情的读者来信,通过网络和邮政雪片般飞到编辑部。安顺的齐乃波、省残联的赵欣林和纳雍报社的周春荣说:《追薪行动》让人鼻子酸、心更酸。将心比心,你的钱愿意被别人无端占取吗?民工追薪难,是我们的职能部门缺少亲民、知民、爱民的思想。但愿各部门都来关心农民工,别让他们流血流汗再流泪。六枝特区的李万军、雷山县的白考验、谭标和务川自治县的申国华认为:讨要自己的工钱为什么就这么艰难?地方政府的冷漠和有关部门相互推诿是一大原因。他们建议:规范相应的法律法规,提高农民工的维权素质,地方财政拨出专项经费专款专用,成立法律援助中心。
贵州的几所大学里有一帮热血青年是视点的老读者,他们阅报后经常给本报写读后感一抒胸臆。贵州财经学院的工民认为:欠薪毕竟是一小撮人的不法勾当,社会主流还是鼓舞人心的,多一分人文关怀,社会便多一分和谐与安宁;贵州教育学院的张文良、王洪、黄时利、杨升富说:自古以来,做工给钱天经地义,讨薪岂能“踢皮球”?如果我们的公仆都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严于律己,而是左右推诿,这个社会将变得动荡不安。贵州民族学院的肖刚、杜再江、龚志宇、吕雪松认为: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受到了太多的不平等、不公正待遇。“两会”过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了国人谈论的焦点和美好期待。和谐社会就是社会各阶层的劳动者在创造社会财富时的一种“博弈平衡”,他们获得的应该是平等的待遇……
因篇幅所限,读者心声难以一一尽述。我们高兴地看到,党和政府已高度重视农民工的欠薪问题,各级管理部门也为清欠农民工工资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农民工的维权路,定会越走越宽广。
请读本期—《追薪行动》(下)
在建筑工地上干了20多年的田昌怀第一次遭遇欠薪,他决定拿起法律武器
2004年11月的一天,重庆市潼南县农民工田昌怀抱着一摞厚厚的材料,一踏进贵州省劳动力资源开发促进会法律服务部办公室,就迫不及待地向工作人员诉说起自己的不幸遭遇。
2003年,田昌怀和本班组的200多民工,在贵阳市金阳新区碧海花园金蝶苑C栋负责初装修工程。完工后,施工方却以其所在班组未按时完工、厨卫装修质量不合格为由,不支付田昌怀等民工10万余元的工资和工程款。
田昌怀不服,从去年9月起,他便带着几个民工多次找有关职能部门要求解决。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此事属劳动合同纠纷,不属于拖欠民工工资,不予受理。
一筹莫展之际,听说省劳动力资源开发促进会法律服务部设有专门为民工进行法律咨询的热线,绝望之中的田昌怀仿佛又看到了一缕曙光。工作人员在听取了他的遭遇后,建议其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并为他介绍了律师。
1月24日,在位于贵阳市野鸭乡上麦村的一排空心砖砌成的简陋民房里,我们见到田昌怀和他的妻子古忠碧。潮湿昏暗的房间里,一张破旧的沙发是他们唯一的家具。夫妻俩从工程结束后的去年5月便开始在这里租房子等工钱,半年多来什么活也没揽到。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如数拿到工钱回家过年,“家里老人身体不好,天天催我们回去看看……”古忠碧哽咽着说。
面对记者,古忠碧指着自己曾经受伤的腿和小腹,激动地回忆起去年10月21日因要工钱和人厮打的情景。
那天一大早,田昌怀和妻子去找项目部经理陈安立,他们耐心地等陈经理起来慢慢洗脸、刷牙之后,小心地说明想结算工资的来意。陈安立板着脸对夫妻俩说:“事情暂时没法解决!”田昌怀失望地回家了,古忠碧不甘心,留在那里,陈安立上哪儿,她就跟到哪儿。
中午,陈安立回到项目部,准备和技术主管刘佳莹等人一起吃午饭,对古忠碧不理不睬。古忠碧气得不行,大声吼道:“你们吃的是我们的钱,我也要吃!”说着拿起一副碗筷就准备从锅里舀饭。此时,刘佳莹一下子冲到古忠碧面前,“嘭”地一声打掉她手中的碗,两人随即发生口角。
在场的人赶紧拨打田昌怀的电话:“你老婆和项目部的人打起来了!”田昌怀赶紧直奔事发点,见碗碎了一地,妻子正在和人激烈地争吵。他随手从地上拿起一个啤酒瓶欲冲上前,被众人拉住。混乱之中,刘佳莹躲进里屋,古忠碧紧跟进去,两人扭打起来······
田昌怀说,他打这场官司已经花了几千元,“倾家荡产也要打下去,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田昌怀的代理律师叶昌恒说,田昌怀的案子严格意义上属于工程劳务合同纠纷,他诉诸法律的行为,是农民工阶层维权意识不断提高的表现。
2005年4月4日,田昌怀的代理律师叶昌恒高兴的打电话告诉记者,这场艰难的官司已取得胜诉。南明区法院在一审中判工程方支付田昌怀的所有工程款和工资。
据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的数据,2004年,该市共审理了84起拖欠民工工资案件,涉及金额达156．8万元。一位法官说,用工过程中最容易发生纠纷的还是用工合同问题。一般房开商与承建单位之间的合同较为规范,是因为有国家建设部强制性规定,而承建方与工头之间、工头与民工之间基本上没有合同,或合同的内容细节不清,这为调查取证工作带来较大的难度。这位法官说,从去年受理的民工工资案件总体情况来看,通过法律途径诉讼的多数还是工头,农民工个人打官司的比较少。要杜绝欠薪现象,还需民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学会签署劳动合同,索取欠条、《工程签证单》等书面依据,才能在法庭上拿出有力证据;在起诉过程中,农民工还可以申请缓交或免交受理费。
为了讨薪,李祖华等民工围堵过公司大门、拦截过老板的轿车,最终还是在职能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拿回了工钱
和高滕海、田昌怀比起来,李祖华等40位民工应该是比较幸运的。
1月25日是正安县民工李祖华按约定拿到被拖欠的2万余元工资的日子。干完活,他便满怀期待地等着贵阳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通知他去领工资的电话。
上午10点,我们走进他在贵阳市市北路开的一家电话超市,由于地段较偏,超市里没有什么顾客,显得冷冷清清的。
提起追薪历程,这位看似坚强的男人眼圈红了一次又一次。
去年2月底,李祖华等40名民工接到贵州乔瞻投资有限公司的装修工程。4月底工程完工后,部分工资约4万余元没有支付,民工们多次讨要,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推脱。万般无奈之下,李祖华等向贵阳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投诉。
7月30日,在劳动部门的协调下乔瞻公司保证8月15日前付清余款,可到期后公司又推到9月10日。经过劳动部门再次调解,公司承诺10月20日前一定付清。
10月19日,眼看付款日期就要到了,民工们便去公司看动静,却发现大门紧闭,办公室空无一人。他们立即向贵阳市监察支队反映情况,支队答复必须找到公司负责人且协商的付款时间到期的情况下才有执法的权利。
当晚,李祖华、袁成寿、尹小平等5人一直在公司楼下守到次日凌晨2点。第二天天还没亮尹小平便又来到公司,见大门依然紧闭。李祖华等10余人则来到花溪大道花果园附近老板经常出现的地方。10点左右,民工们发现老板的车经过,便蜂拥而上将车堵住,却发现老板不在车上。民工们就这样守着轿车等待老板的出现,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老板及其律师才现身。双方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最后由派出所的同志将车送到贵阳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当日中午,民工代表和公司代表第五次坐到监察支队的办公室内进行协商。公司负责人表示因为民工们的扣车行为,之前公司所有的承诺均无效。
10月26日,贵阳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向该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理决定通知书》。然而一个月过去了,公司依然没有支付拖欠的民工工资。
11月27日,贵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05年1月18日,李祖华等30余名民工领到了2万余元血汗钱,余下的2万余元公司承诺1月25日全部兑现。
采访被一个又一个民工打来询问工资支付情况的电话打断,李祖华反复解释,竭尽全力做思想工作。
李祖华多年的积蓄基本拿来先垫付给了其他急着回家过年的民工,70多岁的老母得知儿子工钱没得,反而把积蓄垫出去后,气得大病一场。妻子没有工作,三个女儿都因家庭经济困难,念完初中便早早地踏入了社会。
就在李祖华他们拦车的当天,贵阳几家新闻媒体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追踪报道。贵阳市总工会领导与贵阳市劳动监察支队、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接洽,从中做了许多协调工作。说起这些,李祖华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1月25日,李祖华没有拿到余下的2万余元工钱。
1月26日下午4点,李祖华打来电话:“公司今天会把余下的工资兑现了,我们现在已经在市劳动监察支队了!”我们当即赶去,差不多同一时间,吴晓英,贵州都市报、直播贵阳等媒体的记者都赶来了······临近6点,负责此案的贵阳市劳动监察支队监察三科科长王成思带回一个令大家万分失望的消息:“法院没有收到公司的支票,公司的人说明天9点以前一定付钱。”
“这钱看来悬了!走,围公司去,看来不砸点东西他们是不会给的……”民工们显得十分激动。
“大家请不要激动,现在各方面都在给公司施加压力,事情肯定就快解决了,你们先回去,明天听通知好吗?”吴晓英耐心地给民工们做着思想工作。
“行,我们听吴大姐的!”经过几个月接触,民工们已经把吴晓英当作亲人了。
1月27日下午,李祖华等30余位民工终于拿到了余下的2万余元。
“现在我心里这块石头终于放下了,我想感谢在讨薪过程中帮助我们的劳动监察支队、市总工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和记者,不然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李祖华刚说完,四周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暖意和感动撞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灵,汇成这个冬天里一股脉脉的温情。
至此,这场旷日持久的追薪战役终于尘埃落定。
职能部门“打主力”各界力量相支持
按照中央的部署,我省从去年12月起全面开展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活动,确保在2005年春节前偿还完2003年以前拖欠的民工工资。
记者从省清欠工作联系会议制度办公室获悉,2003年底以前,我省共拖欠民工工资5．61亿余元,截至2005年1月24日,清欠比例已达99．78%。为了保证农民工工资能得到及时支付,全省还建立了农民工工资专项应急资金,目前已基本到位。
在今年我省民工追薪的行动中,记者还欣喜地感受到了民间维护民工权益的热忱。一些民间组织用自己不同的方式无偿为民工提供法律咨询、指点申诉之路,甚至亲自上门讨要工钱。
去年12月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贵州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等多家单位的法律专家,联手展开为民工讨薪活动。活动的发起人,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任永强从1993年起便开始为民工追薪打官司,足迹遍布全省各地,参与160多起拖欠民工工资事件的调查、追踪,涉及民工不计其数。在他的倡导下,今年我省多家法律机构60余位律师,联手为民工追薪提供法律援助。
省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从去年12月中旬开始为民工追讨工资,目前已为民工追回欠薪42．7万元。印江自治县民工张一平在贵阳某装饰公司做工后没得到工钱,在既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欠条的情况下,他找了多家职能部门均未得到受理。后来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中心副主任王家珍,经过多次协调,张一平终于拿到了被拖欠近一年的工资。
由贵州电视台等几家媒体组成的“关注民工追薪行动”,去年12月1日正式启动,到目前已为200多位农民工讨回近30万元的工资。
追讨民工工资何时不再成为热点
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工大约在一亿人左右,然而农民工却难以得到城市工人相应的权益。这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农民工最关心的还是劳动报酬得不到保证,随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情况仍很严重。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
记者在两个多月的采访中深刻地体会到民工工资清偿工作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采访中许多单位以“敏感”、“太特殊,不好说”等为由拒绝采访,或者仅提供宏观的数据和形成文字的措施、制度。记者曾亲眼目睹某些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推诿、麻木、不耐烦的态度,也曾耳闻巨大的地方保护主义网络笼罩下的“民工工资清欠工作”。
面对越来越庞大的民工群体,究竟怎样才能把“敏感”和“不好说”变得明朗化?怎样才能让追讨欠薪不再成为热点问题?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总队长罗本达认为,解决拖欠工资问题最重要的是从源头上查堵,在各种管理环节上层层监管,严厉打击欠薪企业及其经营者;作为劳动监察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加强日常监察,建立维护民工权益的长效保障机制。
“面对庞大的民工群体,仅凭一两家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把维权的武器交给民工,让他们掌握主动权。事实上,律师、工会组织或新闻媒体等社会各界参与‘追薪’所得到的实际效果是很小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唤醒他们的维权意识,提高他们的维权技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间力量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省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副主任王家珍说。
省劳促会法律服务部负责人提出,在教育民工学会依法维权的同时更应疏通“正常渠道”,让民工“告状有门”,“告状有用”。“许多时候,不少民工也向有关部门反映过情况,但问题总也解决不了,最后才想到走极端。这提醒有关部门:在对待民工维权问题上,不能仅重视有领导批示的、有新闻单位介入的或已造成重大影响的,而应努力把事情解决在发端之时。”
追讨民工工资需要社会各界联合起来共同关注、伸出援手,也许那个时候,告别妻儿、远离故乡的民工兄弟们,才不再承受欠薪之痛。
作者：张齐 王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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