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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份，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发起号召，组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省内外各高校的报名火爆，经过对志愿者资格等情况的审查，最后确定了955名志愿者。记者找到志愿者中的其中几位
，一窥他们的心态。
桂鑫 贵州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商场管理专科
毕业于贵州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商场管理专业的桂鑫同学从小就生活在省城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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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桂鑫 | 他的父亲在他上初二时因病去世，家中只剩下他和母亲。
提到签约“西部计划”，桂鑫同学说：“我最初是在新闻联播里看到‘到西部去’的介绍的，我是土生土长的贵阳人，从小家庭比较困难，比一般的城市孩子较早自立，但是比起农村的孩子来，还是缺乏锻炼，再加上就业压力比较大，我的工作也一直没有落实，因此我就到学校团委去了解了情况，并报了‘青年中心’。后来学校老师说我的条件不能报‘青年中心’，能否换成教育，我一口答应了，我还怕去不了呢？”
桂鑫说：“但在了解了报名情况后，我很担心不被录取，因为我学的是商场管理，专业不太对口，而且又是专科，因此为了争取到西部去的名额，我毫不犹豫地报了两年，而且找到了在学校工作的舅舅‘开后门’，现在签约了，我很兴奋。”
校团委的教师得知他的家庭情况后担忧地问他，参加了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后，能放心得下母亲吗，桂鑫说：“我的母亲非常支持我的做法，她让我放心，不用顾虑她，她会照顾好自己的，而且到基层锻炼的机会是难得的。”
在问到扶贫两年结束后的打算，桂鑫说：“在这两年里，一方面我将尽力做好扶贫支教工作，另一方面，我也想多看看书，为扶贫工作结束后考本科或考公务员做准备。”
桂鑫同学的家庭经济条件一直比较困难，母亲今年50岁，没有工作，家里靠领低保金过日子。桂鑫同学在大学期间靠领特困补助生活，第一学年的学费受希望工程捐助，第二、三学年，学校免去了他的部分学费。桂鑫说：“当初我本不想考大学，想早点出来找份工作减轻家里的压力，但教我的老师考虑到我的成绩较好，都鼓励我考大学，所以我就考了贵工。”
唐嗣萍 贵州师范大学化学本科专业
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化学本科专业的唐嗣萍原本已联系上贵阳一家私立学校，待遇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但一听到去基层扶贫支教，就毫不犹豫地推掉了联系好的工作报了“西部计划”。
唐嗣萍的老家在贵州金沙县，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的她说起到基层去一脸的严肃。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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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唐嗣萍 | 说：“我从农村来，大致了解农村的一些情况，知道农村的教育跟不上，师资力量较差，我初一以前在农村就读，成绩排在全班前四名，到贵阳以后就排到了中下等水平，有的科目几乎跟不上，而且我从小就喜欢教书，我也希望能为农村的教育作出应尽的贡献。”
唐嗣萍同学曾被评为2002至2003年度三好学生，并获得乙等奖学金，她打算两年扶贫支教结束后考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在教育领域继续深造。
唐开文 贵州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本科专业
毕业于贵阳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本科专业的唐开文在学校便是个积极热心的人。在校期间，学校组织的每一次义诊几乎都有他。唐 开文2001年入党，一直在班里担任团支部书记，在系里担任团总支副书记。任学校组织的“贵阳中医学院大学生医学科学协会”会长，三次组织并参加该协会“三下乡活动”，为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提供义诊，曾到过黔西一带、独山、荔波、清镇市的暗流乡、卫城镇等贫困地区。曾获学校“优秀团干部”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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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开文与彭德昌老人合影 | 接通唐开文电话时，他正带队“三下乡活动”在六枝做义诊，记者只得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虽只闻其声，但仍能感受到他那份对贫困山区的热忱，提起到基层去，唐开文的话匣子便打开了。
唐开文说：“大学期间，我到过一些贫困地区，见到并对那些地区老百姓的健康状况和医疗情况有所了解。我记得我们“三下乡活动”到独山时，曾经看见一个7岁的小男孩，不会说话、不会走路，我们对他进行了检查，发现他其实先天并没有病，他这种不会说话、走路的状况完全是因为后天的生活环境及农村人对健康意识的不足所造成的，中医称这种病为“五迟”。这件事对我的震撼很大。
还有一件事，也对我的感触很深。前年，我们在清镇市暗流乡下坝村上寨组见到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军人彭德昌老人，当年他76岁，患有偏瘫，中医上称中风，他的右侧几乎已完全瘫掉，行走必须依赖拐杖。我们针对他这种情况，用了针灸疗法，每天2－3次针灸（一般患者每天只用1次针灸），经过15天的治疗，他已经不用拐杖了。
在贫困地区的经历使我到贫困地区去的想法日趋坚定，当初我很想去西藏，但我们学校没有名额，正巧‘西部计划’出台了，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报了‘西部计划’。”
在问到两年基层服务结束后的打算，唐开文说：“两年以后，如果当地需要，我还会继续留在当地。”
记者还了解到，2003年3月，唐开文同学已注册了“中国志愿者”，他说他愿意到祖国需要的任何一个地方去作出自己的贡献。
李生 贵州工业大学机械实际制造及自动化本科专业
贵州工业大学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机械实际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学生李生是一位来自黔东南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共预备党员，在校四年期间担任班长一职，曾多次获得奖学金、“三好学生”称号。
今年5月底李生就与贵州轮胎厂签定了就业协议书，但在得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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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李生 | 划”后，他想到了家乡的贫困，想起了家乡对人才的渴望，他毅然决定报名服务基层。李生说：“作为一名预备党员，就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学校领导得知李生同学的心愿后，为他出具了加盖学校公章的意见书，希望贵州轮胎厂能支持李生同学参加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待李生同学服务期满后仍接收他回厂就业。李生的心愿、学校的想法得到了贵州轮胎厂的积极回应，该厂表示赞同并支持李生服务基层的愿望。
安文忠 贵州大学社会学系99级的大学本科专业
安文忠是贵州大学社会学系99级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他前不久在贵阳一家企业上班，在报纸上看见了“西部计划”的消息后毫不犹豫地辞去工作回学校报了名。来自贵州六枝特区农村的他对于“西部计划”充满信心，他说：“我来自农村，我也知道农村的真实情况。”身为贵大勤工俭学协会会长的安文忠在大学期间就积极参加各种农村社会学调查，多次深入农村基层。他认为既然现在工作都必须从基层干起，那为何不从最基层的农村去开始自己的工作呢？而且因为自己在大学学习的就是社会学专业，如果能参加“西部计划”，就能带着相应的课题下去开展调研，最后在专业上做出点成绩来。
家里人对于安文忠的决定给予了支持，这也让他能够安心完成两年的志愿活动。他说：“相信两年后，当我重新面对就业时，会有更多的社会经验和能力。”
杨青松 贵州工业大学生物工程专业
杨青松来自毕节市，今年从贵州工业大学生物工程专业毕业。在校期间，他学习成绩优异，每次考试都能获得奖学金，另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是院学生会的成员。也就是在今年，他被评为“贵州省优秀大学毕业生”。
实习的时候，杨青松选择了在贵阳息烽一家药厂上班，实习结束时，该药厂的老板极力挽留，但是杨青松有自己的想法，他婉言谢绝了对方的邀请。他告诉记者：“我本身来自农村，学校组织‘三下乡’活动时也真正作为大学生这个角色下去体会过生活，现在我还年轻，应该为农村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选择了参加‘西部计划’，希望能下去真正地锻炼自己，积累经验。”对于杨青松的决定，家庭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们赞成儿子自己的选择。
谈到即将开始的“西部计划”的两年具体工作，杨青松充满了自信。他介绍说，因为自己所学的专业在农村进行相应的工作比较难，他在报名参加“西部计划”时选择了“农村青年工作”的工作内容。这两年里，他并没有像很多其他的志愿者一样，准备把这段时间当作复习参加研究生考试或公务员考试的机会，他认为自己应该下去兢兢业业地工作，不会带任何这些考试的复习资料下去。他说：“即使真的要考试，我两年后回来再复习，相信也能够考上。”
现在，他怎样计划两年后的工作和生活？这是记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在谈起这个问题时，杨青松说：“如果农村能给我一个自身发展和成熟的舞台，我会选择留在农村继续工作；如果事情没有像我现在预料的那样，回城市就业我对自己也有信心。”他认为，即使现在就参加本专业的所谓“对口工作”，所有的知识也要重新再更新学习，既然都是要重新学习，那两年后，我再从事本专业的工作，只要认真学习，也不会荒废。
刘慧强 山西医科大学妇产科硕士专业
在外省到西部的名单中，记者看到，刘慧强是年龄最大的，而且是仅有的两名硕士生中的唯一女性。记者怀着好奇心拨通了刘慧强家的电话。
今年34岁的刘慧强曾在山西太原市化工厂职工医院工作，已经是一名主治医师的她已有7年的工龄。三年前，她脱产进入山西医科大学妇产科专业功读硕士学位，今年毕业。
谈起到西部来的想法，刘慧强说：“虽然对贵州不太了解，但也知道西部在医疗卫生方面是比较缺乏的，做了这么久的医生，总想到需要的地方去锻炼一下，检验一下自己所学的东西。我也不知道1年能做些什么，但还是希望尽自己所能为西部做一些贡献。”
今年已婚的刘慧强有一个6岁的儿子，今年刚读一年级，和她同岁的丈夫做IT产业。问到家人的态度，刘慧强说，丈夫及双方的父母都很支持她的做法，毕竟一年的时间并不算太长。
问及一年后的打算，刘慧强说，并没有多加考虑，如果西部需要她，而丈夫和儿子也愿意来贵州，或许她会留在西部......
周鈺林 长沙大学法律专科
周鈺林来自湖南农村，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父母务农及一个姐姐在外地打工所得。家里经济比较困难，大学三年的学费几乎靠借，生活费靠在学校里勤工俭学或做家教得来。曾担任班里的劳动委员，系里生活部的干事。在大三时成为预备党员。
“西部计划”是个双赢的计划，西部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西部。我是从贵州一网友那里了解到贵州的情况的，知道基层是比较穷的，但正因为基层穷，才能磨炼自己，显出自己的本事。在西部的这两年，我会尽自己的努力，希望能做出一些成绩，哪怕做不出成绩，对我自身来说，也是一种磨炼，能多一些看不见的资本，也算是一种成就吧。
当初，因为怕家里人不同意，所以报“西部计划”是先斩后奏的。一方面，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思想比较传统，总觉得儿子应该留在父母身边；另一方面，我姐姐已经外出打工了，剩下我也要离开，怕他们受不了。我报名后一个星期才将这事儿告诉父母，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反应比较冷淡，并没有很反对，直到签约时，父亲才对我说：“你记得要回来就行了！”
“那两年后你的打算呢？”记者问道。
“父母希望我回湖南，但作为我自己，两年后如果能留在贵州发展，我还是希望能留在贵州。两年的时间，我想父母会想通，会支持我的，我也会经常回去探望他们的。如果以后条件允许，还可以把他们接到贵州。”
刘亮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生
刘亮是此次到西部唯一的北京学生，今年30岁的他对记者谈起了自己的经历：“我是湖北人，1994年进入湖北省荆州市电信公司担任技术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觉得自身的理论修养不足，社会参与感也不太强，于是萌生想读书的念头，再加上工作也不太忙，有时间去准备，于是2000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虽然没有到过贵州，但西南总给我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6月初在中国青年报上了解到“西部计划”，于是翻看了一些资料，了解到西部地区很多省份的经济指标都比较落后，看到贵州团省委廖飞书记做的一个讲话，于是我就选择了贵州，报了一年的志愿工作。报名后我特意去翻看了贵州志。
6月15日我给贵州省团省委廖飞书记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西部计划”的看法及自己的情况，表示想到贵州的愿意。让我很意外的是，团省委接到信后很重视，跟我们院里党委书记直接联系了，询问了我的情况并表示欢迎我到贵州。”
刘亮的父母、妹妹都在荆州，女朋友今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杭州一家公司工作。记者了解了刘亮家里的情况后，问及他的顾虑，他说：“家里人都很支持，家里的经济条件还过得去，父母也有妹妹照顾着，所以没有太大的顾虑。女朋友刚参加工作，比较忙，也不太顾得上我，比较支持我的决定，也算是对双方的一次考验吧，再说一年的时间也不算长。现在的顾虑主要还是对到贵州以后工作的把握上，因为主要是做团的工作，而我对这一块的工作比较陌生，很怕做得不好。”
谈起一年后的打算，刘亮说：“一年以后的事很难说，只能说视情况而定，可能重新找工作或者攻读博士学位。如果在贵州发展的好，我也会慎重考虑是否留在贵州。”
他们作为995名志愿者的代表，让我们对他们去往广大农村基层的想法、打算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这些满怀激情的志愿者们即将经历一段不平凡的人生旅程，让我们对他们说上一声：“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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