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神往的“影山文化”
王 梧

　　走进独山“影山草堂”，即“莫友芝纪念馆”，一帧“西南巨儒”莫友芝先生的遗像挂在室内正中。友芝先生清瘦，浓眉，眼睛有神采，含着微笑注视前方。我向先生深深地鞠躬，似乎他已经接受我的谒拜。我这个迟到的学生，感到十分内疚，既然早已仰慕先生英名，为什么直到新世纪之初才去独山与先生相“晤”呢 ? 自责已知不够，唯一的补救便是及早拜读先生大作，使自己进一步理解先生，同时也使自己的学业充实起来。

　　还在 20 多年前，贵州师大教授李独清先生就曾指点过我和几位同侪。他说，我们应当以郑珍、莫友芝等先贤为骄傲，他们的名声远播海内，《清史稿·文苑传》、《辞海》、《汉语大词典》、《中国历代名人大辞典》等权威辞书，都刊载他们的辞条，他们还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汉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以学问扬名，也以节操显世。李先生让我们潜心读他们的著作，尽可能地作些研究。

　　20年过去了，我辜负了李先生的期望，今天也愧对友芝先生。现在，我只能写一点纪念性的文章，也算是一个交待，也算是对友芝先生和独清先生的真诚祭奠。

一

　　友芝先生诞生于清代嘉庆十六年辛未(公元1811年)独山州即今独山县城北30余里兔场上街。房屋为木质结构，三开间。正中堂屋，约15平方米，两旁有房间各二。屋后一小天地，当时莫氏种些蔬菜瓜果之类，还有几株果树。可以想见，小时友芝先生定然在那里戏耍，犹如鲁迅先生在自家的后园百草园戏耍一样。屋前一天井，两厢堆积杂物，现在已住人了。屋外一条小街，不算热闹。街上屋宇的门楣上，多贴有对联，一些石碑上镌刻有字迹。

　　从莫宅去奎文阁十余里。奎文阁系莫氏乡里重要的建筑。其阁如塔状，三层，尖顶，屋檐为九个翘角，典型的布依族建筑造型，主阁左侧为书院，房四间。进到书院，好象听到了书生们琅琅的读书声，先生教导的话语声，以及乡亲们来视读的赞叹声。可惜奎文阁曾遭到“文革”浩劫，主阁上蝙蝠成群，臭气难闻。侧边的书院也差不多倾塌，显得十分狼藉。好在如今独山县政府已拨款修茸，工人正在忙于搬运材料，可望年内完工，那时奎文阁将以新的面貌出现。

　　奎文阁四周松柏苍翠，竹影婆娑，靠山一色的绿树。阁前，片片田畴上水稻已灌浆、弯腰，丰收在望。沿着山脚，一溪碧水潺潺流淌，从奎文阁前穿过。布依族山寨一座一座相连接，人们正忙于农事，顶着烈日在田间劳作。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风景秀丽，又有奎文阁这样的书院，真是读书宝地，这样的环境，当然会涌现出人才、杰出的人才。

　　与奎文阁遥遥相对，一座拔地而起的独秀峰，让人引颈相视。好一座峰峦！平畴四野，陡生一峰，让人顿然想到莫友芝先生，他难道不是独山和“独秀峰”？高山挺拔，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倔强的性格。

　　独山的自然景观还有天下奇石“翻天印”。这株“印章”，把子立地，一巨石平盖在上为印底，此刻却朝着上苍，独山的秀美山川正受验证。此外，独山还有令人惊异的“神仙洞”、紫林山幽谷、飞瀑直下的夹缝崖等等。

　　友芝先生生于兹，长于兹，受到独山一草一木、一水一山的涵育，自有其灵气，自有其神韵，他的健康成长，他的学业精进，他的成果累累，我们从独山的自然风光中，似乎得到了一点了解和启示。

二

　　“影山文化”是黔南的奇葩，也是贵州的奇葩。“影山”的得名，系从晋代著名诗人谢朓的诗句“竹外山犹影”化用而来的。友芝喜读谢朓诗，特别钟情于谢诗中的意境，这“竹外山犹影”句，正是一种高致、雅淡、闲适的境界，在友芝心中产生共鸣，于是欣然向其父莫与俦先生请示，让居室取名为“影山草堂”，父亲当然应允。从此以后，“影山草堂”便成为莫氏居所的称谓，不管友芝先生到哪里，甚或南京等地，其居所均称此名。而“影山文化”，则是以莫友芝先生居所之名，并以他为首的一个文化群体所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这里，既有其文化人，又有其文化精神，更有其文化成果。它有地域性，也有全国性，它的基本品格是人文的，同时也是时代的。形成“影山文化”的因素固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是不可忽视的却是下列几个条件：

　　其一，学业有根柢和渊源，而且有文人小群体承传。

　　其二，以教育为传播“影山文化”的基本手段，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发扬。

　　其三，用丰硕的文化积累和文化成果取得社会的崇高信誉，使“影山文化”放出光芒。

　　这三条，是我按照李独清教授的指点，认真研读了友芝先生宏著后的一点体会，也是拜谒了友芝先生纪念馆和旧居以后的一点认识。我想，应当按照这个思路，写出这篇纪念性文章来。

三

　　莫友芝先生毕生致力于汉学，有着极为深厚的根柢。这根柢就是“家学”。

　　友芝先生的父亲莫与俦老先生是一位精通汉学的知名学者。与俦老先生嘉庆三年举人，次年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清代翰林院主要编修国史，进讲经史，没有相当深厚的汉学基础是进不了翰林院的。尽管“庶吉士”乃是新进士进入翰林院等待任职之人，但是若汉学不佳，或功底浅薄，也是进不了翰林院的。与俦在翰林院期间，得以认识大学问家阮元、纪昀、洪亮吉等人，并在他们的指导下请业汉学，这样，与俦就不仅对汉学得识门径，而且日益精进，受到阮、纪等人的嘉许和钟爱。与俦就曾回忆道：“就中爱我推数公”。后来，他出任四川盐源知县，任上遇到母亲的丧事，便请假返回独山故里，以开办教育为主，时间长达14年。与俦讲学之所就是独山紫泉书院。与俦返独山，使友芝幼年就得到父亲的指教，三岁，友芝便能识字；四岁，开始诵读《诗经》；六岁，阅读《仪礼》、《礼记》；八岁，初步学习写作诗文；十岁，已经修完“四书”、“五经”，习作八股文。与俦对友芝“课督甚严”，对于重要的诗文要求友芝熟记，并一一背诵，且能理解含义，明白道理；还教育友芝，读书重在实用，不作“吊书袋”，可发展天赋，扩展知识领域。在独山期间的这一段“家教”使友芝终身受益，打下知识、学业基础，明白世事道理，懂得学问之道不能浮躁，必须“业精于勤”。

　　友芝十二岁时，父与俦服母丧满，便奉礼部召进京任职。到湖北襄阳后，返程，呈请任用教职，礼部授以贵州遵义府学教授。次年，友芝随父亲去遵义，并就读于父亲就任的学府。应该说，友芝接受教育从此走上完全正规的道路。此时，“友芝少承先训，会通汉宋两学，于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靡不探讨，旁及金石目录之说。” ( 国史馆：《续遵义府志》卷二十五列传八附 ) 参以友芝的弟莫祥芝所言：“教授府君(指其父莫与俦)令置科举而肄力于许、郑之学，旁及列史、诸子百家、古诗文词。极博甄微，寒暑昼夜穷力搜讨”。(《清授文林郎先兄郘亭先生行述》)这二说，均表明友芝的遵义随父攻读，已在学业、行止上达到了新的领域。友芝后来成为“西南巨儒”，与这种“家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四

　　在独山的参观中，还有幸瞻仰了“汉三贤”的遗像。所谓“汉三贤”，即汉代的舍人、盛览、尹珍。此三贤均贵州人，是他们把中原的学术文化艺术带入僻荒之地的贵州。舍人撰有《尔雅注》，郑珍称之为“文学(实为汉学)鼻祖”。盛览曾经去四川拜司马相如为师，学习作赋技艺，后回贵州。尹珍远去洛阳向许慎、应奉学习，博通五经和汉学。他们影响所及，使贵州得以初步开化。应该说，这既是贵州文化发展的源头，也是“影山文化”的源头。

　　正因为有这源头，所以当我们在“影山草堂”翻阅友芝先生遗著的时候，才惊异地发现，他毕生那么致力于汉学，对名物训释那么深研，对许、郑之学那么通晓，而且还撰写出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著作《说文解字·木部》(可惜为残本)，其学正是以“汉三贤”为渊源的。

　　不仅学业，而且诗词也有渊源。他对于诗词的主张，承袭“宋诗派”，即学习宋代的“江西诗派”，力主“诗宗杜、韩”，有严重的复古倾向。友芝不屑于严羽的“诗有别材”、“诗有别趣”之说，认为这是缺乏写作根柢的浅薄之言。他认为，应当认真读书、修习，对世事关心，必须“才力赡裕”才能写作诗词。他以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为宗师，因而处处表现出“以文字(实为小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点。例如《唐写本说文残帙笺异》一诗，其中写道：“少温谬悠在斥废，说之碎缀还网笼。”“汴京秘藏尽六纸，纸缝增衔绍兴玺。”“莫府军闲结习在，刊徐左许时铿铿”等语，典故、名物既多，又重考据、训诂，实为“宋诗派”诗歌的体现。不过，友芝虽然主张诗承宋代，以才学为诗，但是在实践中他依然写出许许多多有意趣、有境界、有灵性、有格调的好诗词。

五

　　承传“家学”，承传自汉代以至晚清时期汉学，承传“宋诗派”诗歌主张，有承传的文人小群体——这就是以郑珍、莫友芝为代表人物的独山、遵义的莫庭芝、莫生芝、莫祥芝、莫绳孙、郑勖、郑珏、郑淑昭、郑同知、黎庶昌、黎汝谦等人。

　　这里，把学业的渊源关系、师教关系，视为纽带，将郑珍、黎庶昌等人也作“影山文化”的一员。

　　莫庭芝，系友芝的六弟。自幼秉承其父与俦、其兄友芝的学业，后来又跟随郑珍研习，学问日进，博通五经诸子、尔雅训诂之学。郑珍曾夸奖他：“学古岂负人，喜尔音获赏。”“不见只三时，莫六(即庭芝)更出蓝。”庭芝还工诗词，有的篇章写得姗姗可爱。“共道风光胜去年，盘花嫡烛布堂筵。却看内外孙儿女，暄索阿婆押岁钱。”(除日杂诗)写得颇有生活情趣，家庭融融的气氛显示出来。庭芝对于贵州文学还有一个特殊贡献。遵义黎伯容曾多方搜集贵州籍清代诗人诗篇，却因战乱损失。后来庭芝与黎氏后人黎汝谦继续搜集，至光绪十二年全部完成，将原稿呈交贵州学府陈田，由陈田编纂成《黔诗纪略·续编》，这样就同郑、莫合编的《黔诗纪略》配套，把明、清两代贵州籍文人诗篇大体搜罗齐备。这是对贵州文学、文化的一大贡献。

　　莫绳孙，为友芝子，曾经任职驻俄及法兰西参赞。绳孙并不以学业见长，但却是真资格的“家学”传人。绳孙在家境困顿，“素乏恒产”的艰难时刻，还能够保存其父友芝的多种著述，并积攒费用，将《独山莫氏遗书》数十卷刻印出来，直到今天莫氏著作得以为世人展阅，绳孙自有其功劳。

　　黎庶昌，系“影山文化”的重要传人，比友芝小二十余岁，拜学于郑珍门下。光绪二年以后，曾任驻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参赞，升日本国公使。曾国藩曾称赞他：“生长边隅，行文颇得坚强之气。”庶昌对于学问之道颇为执著，他说：“因文见道之说，仆尤笃信不疑。”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选编《续古文辞类纂》。姚鼐编《古文辞类纂》，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辞赋，依文体编次。庶昌编的《续古文辞类纂》，沿袭姚氏体制，补漏发扬，对我国文化建设作出贡献。庶昌散文秉承唐宋八大家风格，并认真实践清代桐城派文学主张，他的文风显得实用，而内涵气势深沉，不时还以学识见长，这是承继郑、莫文风的表现。

　　当然影响最大、最负盛名、承传人之中坚，当数郑珍了。他以莫与俦为师，孜孜不倦地深研汉学，乃成一家。其著作相当丰富，系古代贵州学术、诗文之佼佼者。他与友芝齐名，世人同称二人为“西南巨儒郑、莫”。

　　这样一个文人小群体，以学识见长，以诗文显世，使“影山文化”得以绵延、弘扬，是令人颇为崇敬的，也令人十分欣慰。

六

　　“影山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乃是教育。可以说，莫门，乃是教育世家。

　　据友芝弟莫祥芝在《清授文林郎先兄郘亭先生行述》一文所言，莫家先世居住在江南上元县，明代弘治年间，先祖随军到都匀，并留守，便居住在都匀城外的薛家堡，三传至如爵，又传至高祖云衢，便迁居独山州城北三十里兔场街，从此为独山州人。曾祖嘉能，复赠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祖父莫强，乃封文林郎，仍为翰林院庶吉士。父莫与俦进士及弟，为翰林院庶吉士。友芝的先辈均为官，且学业富丰，可谓“家学”渊源。从与俦起，莫门几代均从事教育事业，广招学生，致使“影山文化”得以传播延续。

　　莫与俦，就曾在独山紫泉书院教授课业达14年，独山学人无不受益，从此汉学、诗文辞赋在独山得以发展起来。他后来转赴遵义府学，教授弟子达十九年，培养了一批品学兼优、出类拔萃的英才，如郑珍、莫友芝便是。

　　友芝先生在教育上继承父业，一丝不苟，尽力培养学人。与俦去世后，由友芝继续主持遵义的湘川书院和启秀书院讲席。他在《答万锦之全心书》中说：“同辈讲习，后生问难，罔不教述所闻，竭其一得。”其弟莫祥芝追述友芝教学生涯时指出：来遵义求学问，拜友芝为师的人，都无不受益，“言考据，言义理，言诗古文辞，悉就其性之所近，不拘拘焉以门户相强，故人益乐亲之。”友芝从事教育，重在让学子获实惠，教学内容则是考据、训诂、辞章、义理，而且做到因材施教，使学生易于接受，乐于学习，还做到收留学生不以贫富相视，真正做到有教无类。

　　郑珍，曾三次会试落榜，按惯例，只能回本省候缺调用。道光二十四年，他接到赴古州厅 ( 榕江县 ) 当儒学训导兼榕城书院主讲的正式公文，便去就任。教学内容仍是古诗词赋，兼以名物训诂讲授。邻近几县学子久慕他的大名，纷纷到古州就读。此后又任威宁州学正，仅三天便离职。后又接到任镇远府学训导的公文，任职期间，因疾病缠身，难以支撑讲学，以致一些学生连句读都会念错，使他深深愧疚。不久又选任授荔波县学教谕，仍勤奋传道授业。在他的教育培养下，众多弟子均已成材，使“影山文化”、“沙滩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

七

　　以莫友芝为代表的“影山文化”最值得称道的是“人文精神”。

　　“影山文化”的人文精神，集中地体现在以“治学”为本，以“修身”为本，以“益民”为本上。

　　“影山文化”的文人群体，无不是饱学之士，但他们锲而不舍，仍然刻苦钻研，在治学上可称皓首穷求。学问之道，他们不虚言，不妄学，讲究有根据，有来源。而且个人的学问也讲究根柢，要把学问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读书，则必须字斟句酌，务必读懂、能解、会用，决不能读死书，决不照本宣科。以莫友芝先生著述《韵学源流》为例，他对音韵学的研究，首先继承前辈音韵学家成果，以实事求是基本精神，对有关学术疑点加以探讨。其次，深下功夫，务求通晓，然后对可疑之处进行厘定，丝毫也不放过，直至求得圆满的结果。再其次，选择的材料、底本，必须是公认的、可靠的、可行的，在准确材料和可信底本上做出的学问才为世人认可，也才是真才实学。由于功夫到家，其著作显出重要的学术价值。有人说：“全书不盈二万，叙次有条，考核亦审，诚一时良书也。”这个评价是允当的。

　　“修身”是儒要重要的道德准则，“影山文化”正是以“修身”为要务的，这个文化群体，几乎人人洁身自好，有着崇高的道德和节操，并且有着传统的良好的家风家教，因而受到社会的推崇和仰慕。对于非份的名禄，他们决不追逐，并以为这是可耻的行径；对于社会的是非，他们看得清，决不苟且；对于官场的腐败、黑暗，他们尽量远离，决不沾染；对于买官荣身之事，他们视为不耻，宁可甘守清贫。郑珍、莫友芝都曾三次会试失败，但是仍然节操自持，不去攀附权贵，不去出卖自己的灵魂。友芝先生48岁时，“文章憎命”，又落榜了，三次落榜就可以候选知县，然而他已经看透了官场的肮脏、仕途的险恶，不再候选，仍清贫过日子。同治三年，已五十四岁的友芝先生，当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曾上报朝廷，拟荐十四位饱学之士补用知县，十四人名单中就有友芝先生，并于冬季“检发江苏知县”，但友芝决意不仕，对劝他为官的朋友说：“庚午出都时，已决心不做官。今天出仕，岂不矛盾 ? 况且我初到戎幕时，已向湘乡公(曾国藩)讲明志向，请勿相强。”郑珍也是清贫一生，未涉仕途，以学问、教育终老。

　　“益民”，这是“影山文化”人文精神的又一突出表现。这群文人孜孜不倦地办学，有益桑梓，有益西南，这是益民的。他们搜寻先贤遗著，汇编成册，为地方文化的弘扬多有卓著贡献，这是益民的。他们一丝不苟地撰著《遵义府志》，使遵义地区为全国知晓，这对于消除人们视贵州为蛮荒的陋见，对于地方整体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这同样是益民的。还有一桩事情特别突出。郑珍完成《樗茧谱》，莫友芝为之作注，使黔北遵义一带的养蚕业、丝织业得以迅速推开，并影响贵州黔南一带，促使社会经济向前发展，据载，乾隆七年，遵义养蚕业取得成功，柞蚕风行黔北，一时遵义兴起丝绸之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成熟的养蚕经验需要介绍推广，于是郑珍执笔撰著《樗茧谱》。郑珍才高，著作言语艰深，难以让平民接受，莫友芝便为之作注，让艰深化为易懂，让知识化为易于操作。这样在他二人的努力下，养蚕业、丝织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开来。郑珍还利用教学之便，将养殖柞蚕之事，向黎平、榕江等黔东南一带推广，使经济发展，人民得到实惠。

八

　　“影山文化”彰显于世，还得力于以郑珍、莫友芝为代表的文人群体出了一批有重要学术价值、社会价值、乃至经济价值的著作、文章、作品。

　　最具代表性的当首推《遵义府志》。道光十八年，遵义知府平翰，延聘郑珍为主纂、莫友芝辅佐，撰写（遵义府志）。他们穷搜广集，历尽艰难，几乎在一片空白资料上搭建志书大厦。经过三年努力，完成四十八卷，约80万字。这部志书受到国内学界高度评价，梁启超甚至誉为“天下府志第一”。人们把《遵义府志》同《水经注》、《华阳国志》并称，赞之为国内三部最上乘的志书。

　　《黔诗纪略》是“影山文化”的又一部代表作。其书署题“遵义唐树义子方审例，遵义黎兆勋伯容采诗，独山莫友芝子传证。”莫绳孙作《前记》。《黔诗纪略》实际是友芝先生独立搜集资料，编定后的注释、引证等大量繁难工作均由他完成，为了谦让，成书后友芝仍以唐、黎和他自己署名。虽然该书所载诗人诗作仅限于明代以前，但其资料弥足珍贵，使贵州的历史文献得以保存，所搜集的资料能为后人研究贵州文学、文化，提供可靠的依据。与《黔诗纪略》为“姐妹”的还有《黔诗纪略，续编》，采集清代黔人诗词，原由黎伯容汇集，后因战乱损失，又由莫庭芝和黎汝谦继续收集，至清光绪十二年编完。《续编》同样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术、文化价值。

　　“影山文化”学人的著作非常丰富，单是莫友芝与郑珍先生的就有几十种。莫友芝著作有：《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郘亭诗钞》、《郘亭遗诗》、《影山词》、《书画经眼录》、《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等。郑珍的著作有：《仪礼私笺》、《巢经巢诗说》、《考工轮舆私笺》、《凫氏为钟图说》、《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樗茧谱》、《巢经巢诗钞》、《巢经巢诗钞·后集》、《巢经巢文集》、《播雅》等。莫与俦著作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喇嘛记闻》等。黎庶昌著作有：《续古文辞类纂》、《拙尊园丛稿》、《西洋杂志》、《丁亥入都纪程》等。此外，莫庭芝著作有：《青田山庐诗钞》、《青田山庐词钞》；郑知同著作有：《六书浅说》、《说文本经答问》、《屈庐诗稿》、《漱芳文秒》；黎汝谦著有：《夷牢溪庐文钞》、与人合作翻译《华盛顿传》等。

　　这些著作，既显示了“影山文化”的实绩，学术成果丰硕、文学创作繁盛，而且也显示了贵州文化的特色，以及对后世深远的影响。是这些成果取得社会的崇高信誉，同时也使“影山文化”放出光芒。

　　我在“影山草堂”向友芝先生遗像深深地鞠躬，我感佩先生的人格、道德和文章，更感佩先生以及“影山文化”给贵州留下的丰富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紧迫形势下，我们应该不忘先贤，应该继承文化遗产，并且认真学习，认真研究，加以弘扬。“影山文化”令人神往，我想它的价值就在这里。

　　( 作者：贵州省写作学会名誉会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