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鸡”高歌颂华章

——镇远县鸡鸣村三十年变迁纪实

作者：杨涛声　杨鹏

    一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青溪镇的舞阳河畔，有一个依山傍水、茂林葱郁、田园锦绣的山村——鸡鸣村，它是全县远近闻名、首屈一指的文明村寨和小康新村;是全省新农村建设百村试点之一。

    然而，三十年前的鸡鸣村也和神州大地所有的农村一样，从1958年开始，经历了“大跃进”狂热的灼伤，“困难时期”深重的磨难，“四清运动”反复的折腾，“文革”十年空前的浩劫，以及“割资本主义尾巴”剧烈的阵痛。到1977年底，经过二十年极左路线连续不断的干扰和破坏，我国的农业基础已完全动摇，农村经济遭到严重损害，农民生活极其贫困，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地处西南边远山区的鸡鸣村更处在“穷乡苦熬油耗尽，满目苍凉鸡不鸣”的危难绝境。

    那时的鸡鸣村叫红旗大队，由鸡鸣、铜鼓、对门老、枫木四个片的生产队组成，有农家500余户，社员2000多人，直属青浪公社管辖。由于大队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强制实行公社集体所有制，社员唯靠出工投劳挣工分参加分配，获取报酬。不论优劣勤懒，凡男劳力每天出工记10分，女劳力出工记8分，到年底按各人所得工分总数统分钱粮。因此，分配不合理导致出工不出力、懒勤同酬、平均主义的必然现象。少数出满勤的强劳力最高仅得1000多分，多数一般劳力也可得800多分。每个工分的分值只有几分钱，即使得分再高，年终分红都少得可怜。各生产队严禁多种经营，生产尤为单调，产品也很单一，除了栽种平均亩产仅400多斤的品种老化、产量低劣的水稻及少量油菜外，没有种植其它经济作物。大队和生产队不许办企业搞副业，缺乏经营收入和公共积累资金，年终仅靠上交“皇粮国税”后卖余粮所得的微薄收入参与分配，实在是杯水车薪，难解大队经济拮据之难。据调查，1977年红旗大队集体无钱无粮无积累，可谓一贫如洗。社员年均收入220元，日均收入7角钱；平均口粮300斤，日均口粮5两；年均菜油1.5公斤，月均菜油2两。绝大多数社员缺钱少粮，食不裹腹，不得温饱，常用减顿少餐，稀干搭配，苕芋参杂，瓜菜替代等办法维持生计，艰辛度日，真是苦不堪言。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鸡鸣村，自然景色奇丽，生态环境古朴，原本是一个“风景这边独好”的美丽山乡。可到70年代末，这里竟变成了荒凉贫瘠的穷乡僻壤。全大队没有一幢砖瓦房，都是陈旧或破损的青瓦木屋和茅草房；波逐浪涌的舞阳河虽从寨前蜿蜒流过，却建不起一个小电站，家家户户都伴着马灯、手电筒、煤油灯、枞树片度过漆黑的夜晚；山崖上有取之不尽的石料，却修不起一条通向公社的大马路，社员们仍在一道道崎岖坎坷的山道上蹒跚爬行；聪慧勤奋的孩童穿着补疤衣服，打着光脚板去上学，只能在几间破漏的民办小学教室里埋头苦读……这就是鸡鸣村70年代末的真实面貌。然而，那时的鸡鸣村人已不堪重负，怨声载道。他们在忍耐、在苦撑，在等待，期盼着一场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伟大变革的到来。

    二

    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一个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时刻终于到来。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举世瞩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制定了拨乱反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正确路线；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英明决策，这个划时代会议使全国各条战线、各族人民欢欣鼓舞，意气风发，送走严冬，迎来姹紫嫣红的明媚春天。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红旗大队，全体社员和全国亿万农民一样，充满期待和信心，强烈要求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改善难以维持的贫困生活。

    中国30年改革最先是从农村开始的。1979年秋，镇远县青浪公社在部分省区农村实行“双包”责任制的影响下，由鸡鸣、东门、下河、关口等几个大队率先试行社员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责任制。鸡鸣各生产队在集体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根据每户人口多少，按比例，分等级，把田土、山林、耕牛、农具等集体财产和资源，合理分配到户使用。农户得土地最多的达十余亩，最少的也有七、八亩。他们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属于自己的土地，心情无比激动，兴奋不已。他们特别珍惜农村改革的好政策所带来的希望和实惠，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了极大的劳动生产热情。从是年暮秋到第二年夏末的半年多时间里，各家各户的男女老少起早贪黑，吃苦耐劳，精耕细作，倾心管理，终于迎来了1980年一个金色的秋天。全大队喜获农业大丰收，水稻亩产800斤，比上年增产280斤；油菜亩产250斤，比上年增产70斤；自留地上的瓜果蔬菜收成丰硕。各户在提前完成公粮上交任务的同时，还踊跃把余粮卖给国家。社员们怀着丰收的喜悦心情，敲锣打鼓向公社送去了大红喜报。鸡鸣大队“双包”的成功经验不胫而走，很快推行到全县其它公社，起到了农村改革的示范和带头作用。

    那一年，红旗大队改为鸡鸣村取得了改革的初步成果。绝大多数社员家庭有了自产的粮油，能吃上饱饭，减少掺杂粮，不用瓜菜代；每人每月可食用1斤菜油和半斤猪肉；部分人家喂了生猪和鸡鸭；公社恢复赶场后，社员可用自产的菜油、鸡鸭、鸡蛋、蔬菜、瓜果等少量农副产品上市卖钱换物；人均年收入达到400元；村集体有了数额不多的资金积累；不少社员添置了新衣被，300多名男女娃儿也穿上了新鞋，不再光着脚板去上学……农村改革的优越性和蓬勃活力，通过鸡鸣村的具体实践，已开始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来。

    为了完善农业政策，推进农村改革，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三农”问题的第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对当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及农业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此后的1983年到1986年，中央又连续下达了《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和《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等4个“一号文件”。在这期间，经过农村体制改革后的鸡鸣村已更名为鸡鸣村四个片区。全体村民认真学习了中央文件。文件中每一项惠农富民政策都像甘甜的雨露滋润着鸡鸣山乡和每个人的心田。那几年鸡鸣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继续稳定和完善，村组产业结构进行了新的组合调整，土地和山林承包期时限延长，以农为主的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推进，到1987年底，鸡鸣村的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村民生活有较大改善，山村面貌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新修连接青浪镇沙石公路一条；新修水利设施5处；修缮小学校舍一所；新建砖木结构楼房20余栋；购手扶拖拉机7台；添置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三转一响”的村民有100多户，贫穷落后的鸡鸣村开始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三

    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改革是我国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和伟大壮举，它总是伴随着重重困难在宕荡起伏中推进，到1988年，农村“大包干”对农业生产的推动力已经释放完毕。从这年开始，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农民增收逐步减缓，农民负担增多加重。鸡鸣村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亩产在1000斤上下徘徊；村民年均收入在800元左右浮动；农民上交的村提留和乡统筹逐年增长。1990年后，国家实行财政“分灶吃饭”和分税制改革使乡镇压力过大，只好把负担强加在农民身上。鸡鸣村村民除上交农业税外，还要上交10多种名目繁多的其它不合理税费，沉重的负荷使村民应接不暇，茫然无措，对现行政策充满怨气，对农村改革的连续性产生疑惑，从而挫伤了村民们持续已久的生产热情，鸡鸣村人正处在农村改革的十字路口观望和等待。

    果然，耐心的观望和等待使鸡鸣村又获得了机遇和希望。1992年2月，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城乡改革又一次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农村改革开始向纵深延伸，农村经济又很快活跃起来。在得到“大包干”50年不变的承诺之后，鸡鸣村人心稳定，信心倍增。他们在妥善安排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先后动员20多名年轻村民，参加县里组织的劳务输出，陆续奔赴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地打工。50多户村民在当地或青浪镇上做起了餐馆、旅社、杂货店、卖豆腐、炸糯米粑等各种生意；家家户户都利用“赶转转场”的传统集贸交易方式，快速灵活地销售自产的蔬菜、瓜果、菜油、鸡蛋、干辣椒、叶子烟等农副产品和一些土特产品及手工制品；许多村民还参加了舞阳河青溪段鸡鸣关水电站的建设。到20世纪末期，鸡鸣村农业生产上了一个新台阶，粮油年均产量比80年代末分别增长1.5倍和1.2倍，人均收入增加4倍，全村都亮起了电灯，40%的村民家里买了电视机，20%的农户使用了电冰箱，大多数村民都穿上了流行的“涤卡”、“的确良”衣服；农家子弟全部上了中小学校。鸡鸣村的生产和生活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四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我国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农村改革因缺乏重视而面临新的困境。当全国各族人民辞旧迎新，满怀豪情地迈入21世纪之后，党中央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洞察和正视农村改革中存在的问题。2003年岁末，中央提前召开了意义重大的农村工作会议，并于2004年1月1日下达了《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重新把农村工作摆在首要位置。此后三年，又连续召开党的三、四、五中全会，并下发4个中央1号文件，分别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决策，其中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宏伟目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充分表达了鸡鸣村人和全国9亿农民的心愿，深受他们的欢迎和拥护。

    在这重要的转折时期，长期担任鸡鸣村党支部书记的杨胜朝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遇。他深知新农村建设工程浩大，任务艰巨，要完成这项使命，必须着力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党支部和村委会班子，将鸡鸣、对门老、铜鼓、枫木分成四个片区，建立四个党小组，实行村干部分片负责和分工合作管理机制；推行民主监督制、考核奖惩制、定期检查制和村务公开制的“四制”管理；坚持民主集中、集体领导的原则。他严于律己，身先士卒，团结和带领全村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4个1号文件；切实按照镇远县委的要求，开展以农业抓发展，农民抓提高，农村抓进步为核心，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村容寨貌为突破口，以“五改三建一倡导，十星六化两提高”活动为载体，以富民兴村为目标，掀起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小康新村”创建热潮。经过不断的努力和坚持，几年下来，鸡鸣村人心凝聚，思变殷切，精神重振，活力迸发，出现了家家奋发，个个勤劳，你追我赶，争先致富的生动局面。

    自2004年以来，中央1号文件对农村实行“两减免、三补贴”的政策，给鸡鸣村720户、3100多村民带来了真正的实惠：免去村民延续千年的农业税重负；小学生免交学杂费，享受农村义务教育；全体村民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新建了村卫生所，解决了村民缺医少药看病难的问题。与此同时，鸡鸣村党支部率领干部村民，利用地域区位的有利条件和优势，找到了一条提高农业生产综合能力和勤劳致富的途径。为了稳定和快速地发展多种经营，党支部聘请村民办教师、村妇女主任张绪芝协助办起了农村远程教育，利用电视网络耐心细致地传授农业科学知识和先进种植技术。她指导帮助村民唐有刚种植的2亩甘蔗和晏永兴种植的2亩大棚蔬菜都喜获丰收。全村大多数农户利用山坡空地、田间地头种上了各类经济作物，新鲜的绿色产品在市场交易中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许多村民变单一水稻种植为“稻、油、豆”、“稻、蒜、椒”、“稻、瓜、菜”等多种作物轮作，形成了科学使用土地、提高经济效益的农业生产新格局。到2007年底，全村共种植柑桔、苹果、枇杷、桃、李、梨等各种果林780亩，基本实现户均1亩果园的目标，种植折耳根130亩，西瓜35亩，甘蔗4亩，建蔬菜基地50亩，免耕油菜240亩，仅以上几项创收64.5万元。村民唐有木靠种金秋梨发家，年收入达6000余元，像这样的致富能手全村就有好几十个，他们成为带动勤劳致富的骨干力量。

    进入新世纪后，鸡鸣村欣逢毗邻的黔东工业园区开发、青溪酒厂扩建两项工程相继动工的大好时机，大量富余劳力加入了声势浩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村民们自发组织建筑队和运输队，吸收100余名青壮年从业，加上省内外务工人员，共有农民工700多人。2007年，全村劳动输出所得收入超过200万元。同时党员干部也先后组建各类加工小组，带动全村各户从事经商、修理、建筑、加工、饮食等二、三产业，使全村产业结构得到合理有序的调整，从而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和成果。为了全面建设“小康新村”，经村党支部研究，决定将鸡鸣村上坪地作为“小康新村”建设试点。他们宣传组织群众，因地制宜规划，按照“新农村建设要上去，群众利益要保护”的原则，使新村建设循序渐进，扎实见效，现已按规划新建主干道4条、支路9条、砖木结构楼房和公益设施30多幢。放眼望去，上坪地新房错落有致，道路纵横平整，树木苍翠繁茂，环境优美舒适，呈现出一幅生气盎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妙图案。成为全县“小康新村”建设的一面旗帜。

    具有深远意义的农村深化改革，促使鸡鸣村迅速发生奇迹般的变化。截至2007年底，全村粮食年均亩产1200斤；人均分粮超800斤；人均现金收入3200元；修筑乡村级公路6条；新建楼房365栋；扩建修缮学校1所；26个村民组开通了程控电话；510户安装了闭路电视；购置汽车、拖拉机、三轮车46辆；80%的农户买了手机、彩电和冰箱；男女老幼都穿上了流行的新式服装。村民们在享受足够的物质成果的同时，也尽情追求渴望已久的文化生活。村里组建了一支业余文艺演出队，经常排练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走村串寨巡回演出。他们编演的《青溪花灯闹名城》、《婚育新风进农家》等欢快谐趣的节目受到群众的喜爱和好评。村里每年都要开展“十佳农民”、“十星级文明户”、“五好家庭”、“计生模范户”、“遵纪守法光荣户”等评选活动，有300多户、120余人在评比中获奖，并受到州县乡村各级表彰。现在，只要走进鸡鸣村，随时都能看到唱歌跳舞、读书绘画、打球下棋、斗鸡养鸟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到处展现出一个美丽山乡欢乐和谐、欣欣向荣的动人景象。依傍在舞阳河畔的这座小山村确实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鸡鸣村人在党的光辉政策指引下，乘着农村改革的航船，劈波斩浪，勇往直前，取得了实际而非凡的成果，改变了家乡昔日贫穷落后的面貌。我们深信，鸡鸣村人将继续高举农村改革的旗帜，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用智慧和勤劳谱写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