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蘸高原气息的咏叹调

－－黔西北作品印象

    作者简介：孔海蓉，女，四川成都人，大学本科学历，著名青年文学评论家。现为《贵州作家》副主编。

    了解黔西北作家作品是从读苏晓星的作品开始的。这位上世纪50年代成名的老一辈作家勤奋不闲，笔耕不辍，其作品《末代土司》、《奴隶主的女儿》、《无敌头帕》等曾多次获得全国和全省的创作奖。

    随后又陆续读到了金永福、马学文、吉柚权、吴勇、罗勇、柯真海、陈晓军等作家的作品，聆听着作品那饱蘸高原气息的咏叹调，不禁为黔西北作家不凡的创作实力而惊喜。于是便总想写些什么，但在彷徨中迟迟未能了却心愿。恰巧，《高原》在2007年第四期、第五期分两次刊登了黔西北小说专辑，应彭澎之邀欣然动笔，写下这篇文字，以期有更多的人来关注黔西北文学。

    我以为，发表在《高原》上的黔西北小说给人的总体感受是既具独有的本土文化特质又饱含浓厚的时代精神气息；既关注民风民俗，又着力挖掘人性主题，以高原人独有的方式诠释生命的内涵，为我们奏响了一曲拂动生命气息、承载灵魂方舟的高原之歌。

    乡村是个古老而又无法摆脱的话题。它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和丰富的内涵，给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诸多想象和书写的空间。在苏晓星的眼里，它是幸福的港湾，是甜美的梦乡。要不，“我”怎么会“还在部队时，就和绍文商量多次，转业后，一定要上他丈人家玩玩”呢？因为那里不仅有古老朴实、民风浓郁的习俗，更有勤劳善良、甘于奉献的乡亲。在那儿，作者感受到了解放后乡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翻身做主的喜悦，并通过彝家女子龙玉英从忧郁到开朗继而泼辣的性格转变，表达出作者对新生活充满着信心。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在整个社会中被边缘化了，广大农民因为贫穷被边缘化了，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衰败、落后、闭塞一时间成为乡村的代名词。贫穷导致道德被泯灭，人性被摧残，良知遭吞噬，人格遭践踏。马学文并没有像一些作家拿平面镜表像直照弱势群体的惨状，或用放大镜夸张渲染底层社会的苦难，而是 让泥土的气息、贫穷的滋味透过他的脉搏，以自觉的姿态深入灵魂，再以冷峻的笔调把乡村发生的事件 表现在文字上。《挂红》中的怀贵是个木讷的乡村汉子，他胆小怕事、愚昧无知，自己的女人到了濒临死亡边缘，仍毫无主见地听任旁人摆布，女人命归黄泉之时，他还不住地磕头讨饶；此时，同样愚昧且自以为是的大嫂抱着红布和鞭炮为王医生家挂红；而草菅人命的王医生藉口人死在他家让怀贵要有所交待；不小心沦为帮凶的毛村长却发号施令平息事件。作者用不到2万字的篇幅，在为读者展示乡土人情、刻画人物性格、讲述完整故事的同时，还以黑色幽默的笔调突出生存环境的荒谬冷酷，以无奈的嘲讽挖苦表现人性的沦落与情感的破碎。作者似乎不动声色、事不关己地描述着故事，实则读者已感受到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境。在其貌似随意的描述中，用一环套一环的情节道出了偏远落后的乡村虽信息不灵（毛村长去县城开会在招待所的电视上才得知有个世界冠军叫邓亚萍，但他却不知黄宏演超生游击队之事），但官场腐败却已渗透其中，因为村长这个位置是自己的女人与乡长睡觉换来的，而这个农村最基层的“领导”职务，却在当地拥有惟一的话语权与裁决权；村卫生所的最大受益者是村长，而王医生因与村长把关系勾兑好了，也就自然得到了不少的实惠，会不会看病也就无所谓了，反正“村里人对此毫无疑意也从不异议”；即使是因王医生的毫无责任而让妻子成为屈死鬼的怀贵最终也在“喊声停止火炮炸完硝烟散尽”时，“早已拉着女人跑得无影无踪了”，令读者深感彻心的哀凉又觉苦闷沉重。我也不得不佩服作者笔法的老辣与娴熟。他以简单的叙事策略表达了自己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某种理解、洞察和悲悯。虽没有陷入乡村政治的博弈，也没把笔力过多伸向支配乡村政治运转的秘而不宣的潜规则，但作者却带着不平也怀着愤懑，对造成农民的生活无奈、命运无常的种种人为因素进行了无情地揭露与抨击。

    依据马克思主义对生活的阐释，人类必定一要生存、二要发展。既然乡村生活如此沉重，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年轻的后生、漂亮的姑娘，甚至携儿带女的夫妻怀揣着希望离开熟悉的土地奔向他们梦想的天堂。然而进入城市之后，那些生动的表情都被冻僵了。城里太多的陷阱，让他们防不胜防，在这种环境下，健健壮壮的小伙子能完好无缺的回乡吗？干干净净的姑娘媳妇们，能“干干净净”的见亲人吗？那些老弱病残的乡村留守者们，能盼着在城里干活挣钱的亲人带回希望吗？陈晓军的《我们在路上》诉说了打工者的心酸。时运欠佳的富源不是遭遇老板失踪，就是碰到强盗抢劫，无法拿钱回家，让家中亲人绝望，被寨中乡民轻薄，最终只得走上不归之路；其堂弟有余也因打工环境恶劣而中毒身亡；被家人误为已不在人间的二顺回到家中却已物是人非，不得不再次离乡。对此，陈晓军深感迷惘，他为那些带着梦想、带着精力与身体、带着短期活命钱，颤微微地到城里仅仅谋取了一个角落却还弥漫屈辱气味的生存空间的农民痛苦着。包含着同样心酸泪水的金永福的《幸福的声音》让我们的心抽搐得更紧了：翠娥为给母亲凑足治病的5万元，只身来到城市打工，不得已做了发廊女，赚来的钱却被哥嫂骗去占为己有；为了能让弟弟在城里上学，偷偷跑出山寨的田草被拐卖了。在把名声看得比命重的村庄，翠娥死在他哥喂猪的山洞，田草则变得神志恍惚。作者戚哀地表达出在乡村能听到幸福的声音，竟是一种奢望。小说虽没写翠娥当发廊女的辛酸，没写田草被拐时的心境，但她们返乡后所承受的痛苦，就等于把她们在外所遭到的屈辱撕碎了让读者评判，读者可以感应到她们心灵的无助呻吟。

    当然，“边缘”、“底层”不是农民的专利。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们，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最大的梦想是很多人轻易就可以实现的事情，他们漫无目的的度过无数个日日夜夜，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明天的生活将会如何，只是一味地为了温饱而努力挣扎着。柯真海把目光放在了处于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边缘地带的矿山（《路的前方》）和非公有制单位（《站在河岸看远方》）上，那些面临着就业与生活问题的工人和个体户成了他关注的对象。寡妇包巧媛下岗后，在小姑子的诱惑下，千方百计地想走出煤矿去城里“干事”，未能如愿，竟成了疯人一个；开个体诊所的宝刚医生虽手续齐全，却因“不懂事”，就被重罚，以至无法继续开设诊所。作者将残酷的现实甩出，并凄婉地告诉读者：其实他们想要得并不多，我们却无法给予。而毛永健的《流感时期的爱情》则截取了现代都市生活的一个横断面，以几个无工作着落的大学毕业生的情感生活来凸现当代人的浮躁与无奈，叩问在当今社会到底还有没有真正的爱情？是生活充满无奈？还是沟通遭遇阻碍？抑或是爱情存在错位？

    爱情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古往今来，多少人为了寻求至纯至真的爱情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并非所有的爱情都经得起考验。在罗勇《爱情选择题》中，韩星因辉爸爸与妈妈的离婚似乎看清了生活的无常和无奈，她害怕“爱延伸到最深最深处，剩下的就只有厌倦”，偏巧旅游归来就见到恋人白自强与情敌在一起；而陶泰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幸福感却渐渐消失，人格也逐渐颓丧，他使出手段让韩星失身。小说质问“有没有包容一切的理解和宽容？”它提示人们，要面对生活，珍惜生活，热爱生活；爱情要不断地呵护，不断地浇灌，因为她是脆弱的。

    脆弱的不仅仅是爱情。物质生活越来越发达，人的精神生活就越来越空虚苦闷，也越来越容易失去做人的价值和自我的本质，因而许多人充满着忧伤和焦虑。阿诺阿布想以艺术的方式去关怀现实，揭示生命中那些深沉的隐痛，抚摸那颗脆弱的神经。他的《弯腰到情人高度》在清新中透露出漠然，或许就是城市让失去皈依感的人产生了变异吧。“我”、艾欣、Mark杜、若地等北漂族处于边缘状态，为情爱、为理想苦苦挣扎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淹没在庞大的城市生活环境之中。正如Mark杜所说的，“城市像一个搅拌器，它有本事把你弄得晕头转向而忘了自己究竟准备做的什么”。于是，“我”的记忆丢失了，同居女友雪儿没有留下记忆，父亲也没有留下记忆。“我”对乳房充满幻想，美丽,柔软的乳房如同母亲温暖的怀抱，其背后隐含着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在作者从容不迫的叙述中，人性的弱点被一点点展现出来，善良与卑鄙、同情与私心、坚猥与委琐交织在一起。从作者的字里行间，我们悟出，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再也不会“贞洁”地谈论贞节，好比世人均说基督永存，但基督却说他自己是要死的。这是否与伦理道德相矛盾呢？

    社会总是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是人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快，另一方面是发展的轨迹已越来越偏离了人类设想的初衷。当现代人迷失在由钢筋水泥筑成的森林之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沿着既成的街道和线路行进，呼吸着越来越不纯净的空气时，人类逐渐开始反思自身的行为，有了回归自然、与自然界和平相处的愿望。吉柚权的《情痴》就是一部以人类的视角来观察动物的行为，以此反观人类世界，获得人类生存状态的感悟的作品。受伤的雪熊受到了善良的卞昌华和官桂琳一家的救助，知恩图报的雪熊从狼群中救出了他们的孩子海雪，并在与企图前来卞家报复的狼群斗智斗勇的同时，与猎人斗心计。当卞昌华一家调至省城后，追踪而来的雪熊被公安战士击毙。或许作者想告诉我们，动物有时比人更能看清世界的本真，它们的感觉比人更准确更精微更深远，它们有时比人更通人性、更懂情感，更有感恩之心；或许作者还想要告诉我们，大自然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离开了大自然的怀抱，人类就会灭亡。

    大自然是美好的。郑吉平《桃花渡》以小说的形式从地域特征、民族个性以及人物性格等方面来演绎旅游文化，将生活情态与自身情感伴着泥土的芬芳飘来荡去，散发于读者的心坎，为当地旅游文化的开发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作者以独特的创作视角把一个红军后人寻找当年恩人的故事向读者娓娓道来，用诗意的语言把乡村人的纯朴、善良、刚毅和崇高展示的淋漓尽致。那行云流水的描写、自然流畅的抒情，毫无半点矫揉造作之情。在作者笔下，无论是彝族桃花、仡佬族桃花、苗族桃花、白族桃花还是恩人桃花都在描绘一段精彩的人间故事，展示一道绚丽的民族风情，吟唱一曲优美的天簌之音。此时作为红军恩人的桃花是什么民族的人已经不重要了，她是千万个黔西北人的代表，是他们把这片天撑起，把这块地耕耘。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因而作者的笔可触摸到世界的方方面面。吴勇运用喜剧和悲剧相融合的艺术手法书写了一段人间真情（《循环姻缘》）；游孟宪以夸张的笔调讲述了胆小怕事的老金意外当上英雄后得到的匪夷所思的待遇的故事（《“啊”了一声》）；宋朝的《迁坟》道出了到哪山唱哪歌的道理；傣家女子的淳朴善良、泼辣大方的性格在陈思华笔下栩栩如生（《傣家女子》）；常波把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的高干子弟刻画得入木三分（《应聘》）；黄雅芝在利益诱导下，缺乏良知，失真报道让李永喜对新闻界忧心忡忡（《新闻追踪》）……

    虽然有些作者的叙事略嫌浮泛空疏，有些开头情节进展稍慢，结尾有些拖沓，但却渗透着他们的现实经验与尖锐的思考；尽管有些作品还透露出青嫩，然而叙述却颇具根性；况且许多作者将富有浓厚本土生活气息的语码糅杂其中，使其作品颇为空灵新颖，语言也干净利落，散发出独特的个人魅力。为此，我们相信，坚守在黔西北这片热土上的小说创作者们，定会用手中的笔书写对这片土地的理解和感悟，展示当代人的风采与精神，创作出一大批关注民生、关注时代、关注心灵的优秀作品。我们期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