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自己的高中生活为何会这样短暂，坐在高中的教室里才两个星期，一个人，没说离开就离开了。站在人生的竞技场上，我知道自己的起点和终点。

    爹娘都不识字，他们给我想象的前程就是离开农村，离开土地，有个工作，能领工资过日子。做一个农民太苦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在忙，忙得皮肤黑了，腰杆弯了，还没有一顿好的吃，也没有一件好衣穿，就消失了。

    从上学起，我就怀揣着功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知识的亵渎。然而，从我拿起书本那一刻起，就想着将来要当官，要发财，要"衣锦还乡。"我不知道自己的学习成绩那样好，小学毕业就考取了重点初中。离开家在外上学，我最怕冬天了。一到冬天，我裸露的或是被包裹着的肉皮在寒风冷雨里长出了一个个冻疮。我常以毒攻毒的方式来对付冻疮。我常常把冻疮置于冷中，我在大雪天里从不到火边，我常脱掉胶鞋，赤着双脚走进冰水里，冷如无数粒针刺进我的肉体。我最害怕冬天的阳光与火，冻疮在温暖中刺心地痒。我常给自己准备针，冻疮发作时，我就把针放进自己的嘴里，让自己的唾液和热气给针消毒，然后，我把针对着冻疮，闭上双眼，猛地插进我的肉体。我张开眼睛时，看到了自己鲜红的血液。但是，我的手脚常因此伸不直也屈不了，走不了路，写不了字。

    冻疮毕竟只是皮肉之疾，只是，上初二时，我就得了不知名的头疼。县里市里医院检查了许多次，都没有查出个名儿来。后来，医生得出结论：因为我上初中，压力大，用脑过度了。娘很是担心，虽然她脚有残疾，却常来学校看我，娘进城舍不得钱坐车，就走路。娘来了总不进校园，一个人站在校门口，等我放学了，再从人群中把我找出来，见了我就问好些没有，然后塞给我几个鸡蛋或是其它好吃的。

    同学们开始谈论毕业后的去向了。有同学说：上了重点高中，就等于前脚跨进了大学的校门……我想，自己进了重点初中，也等于前脚跨进了重点高中的校门--我很高兴。星期六回家，晚上就把这想法告诉了爹娘。他们除了说自己没文化，一切自己拿主意，就转过身去做各自的事情。爹接着吸叶子烟，娘接着补裤子。爹娘没有因这样的消息高兴，家在功率只有五瓦的电灯下安静了。除了爹巴嗒巴嗒的吸烟声，就是爹和娘的咳嗽。我想：爹娘是为我的身体担心，还是为了学费呢？

    每年的学费，爹挑粮食进城得来回多少趟--回到学校，同学们提起上重点高中的事时，我就回避了。当我得知自己以高分考取师范学校时，我没有欢呼雀跃，而是心情沉重。中考结束十多天，我听同学说：市重点高中到学校贴出通知，只要上他们录取的分数线学生，都可以凭准考证去读。我不知道市重点高中为什么要这样做，事实上，许许多多来自农村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们都不会选择高中的。他们都想快些毕业，快些有工作。然而，上了高中就可以上大学，大学比师范高了许多等次。这样的消息对他们会不会产生诱惑，但我被诱惑了。我带上准考证来到了市里的重点高中，招生的老师说：你想好，别后悔，上师范，三年后就有工作，上高中，三年后或许啥都没有。我像是义无反顾，在老师的面前表了决心，我很快收到了入学通知书。

    中考后的暑假有三个月，开学时，我那没有名儿的头疼突然不见了。爹娘说过，他们没有文化，一切由我决定。我决定上高中了，娘放下掏包谷的活计，把我送进了学校里。从到城里上学，我从来就没有给爹娘开出一个具体数字，每次回家拿口粮，娘拿多少我就要多少--米是家里背来的，在城里只买些菜，至于早餐，没养成习惯，早上也就不晓得饿，而每周回家都会炒上几瓶豆豉，钱不够也没关系。娘走时，她问我要多少钱，我还是不说话，市里不像县里，娘塞给我的比在县城里的多得多。但是，娘和我都没料到在市里上学钱会这样不耐用。两个星期后，我踏上了回家的路。

    走进村口，娘正背着一大箩包谷坐在村口的石头上歇气。十多天不见，娘一下子老了许多。她见了我就说：教育局请村小的老师带信来了，师范学校问你为什么还不去报到。我愣住了，脑子里想起了高中的第一堂课，那个化学老师第一句话说的就是高考。虽然说进入了重点高中，前脚已跨进了大学的门槛，但是，如果后脚跨不进去，那门会夹死人。

    我背着娘那重重的箩筐走在前，娘走在后，我和娘都默然无语。星期一，我独自一人来到师范学校，走进校园，我就看到主楼上的八个大字："从山里来，回山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