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庆县文物管理所收藏有一牧南明总兵印。印为铜质，长10厘米，宽5.8厘米，厚1厘米，柄长8厘米。印背上有1行从左至右阴刻宋体铭文：“永字一百五十五号”；印把左右分别阴刻“署总后标总兵官防”，“永历二年(1648年)十一月礼部日造”；印面为“署总后标总兵官防”八个篆字，分两行竖刻，每行4字。
椐余庆县志记载，该印是一个叫石渊密的农民于1971年11月在石家洞洞口发现的。石家洞在余庆县花山乡滨江村乌江南岸约200米高的悬岩上。其实，这是内部相互连通的一组洞，三个洞口面朝乌江排成一排，从右至左依次被称着正洞、方洞、偏洞。要进洞很不容易，一要乘船过江、二要穿越两百荆棘丛,三要用长梯或吊绳攀爬一段约10米高的绝壁。
石家洞内部究竟有多大，无人知晓。正洞口有木盆、灶头、瓦罐、柜子盖等残骸；入洞不远便隐略可见仕女图等绘画及“太平”等石刻文字，洞左侧还有数十平方米的大厅，厅中有“珊瑚岛”，有高约三丈的圆形大石柱，有一身多头佛像，有三足鼎立的宝塔，有玉砌琼雕般的宝座，有淙淙清泉……方洞的石壁上刻有“险甲天下，天险”；“万两黄金徒自有，不如山头一局棋”；“楚子荥阳弘林永历元年”等文字。由此可见，若干年前，这里曾经有人居住过，而且其中必有高雅之士。
据当地石姓人讲，此洞之所以叫石家洞，是因为他们的老祖宗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后，及族人曾在此避难。考察这一带石姓人家的习俗，的确有些特别：人人习武，户户藏兵（兵器），且开明大度，崇尚文化；百年以上老坟都树的是无字碑。然而，就算当地石姓人所讲的都是事实，但这毕竟与永历朝相去两百余年，难与南明总兵印扯上关系，倒是洞中的“楚子荥阳弘林永历元年”这话值得玩味。很显然“楚子”是一带有地名特征的称谓，“荥阳”是地名，“弘林”是人名，“永历”即南明皇帝朱由榔的年号。“永历元年”即1647年，而石渊密在石家洞发现的南明总兵印却是“永历二年(1648年)十一月礼部日造”，这就说明楚子荥阳弘林在石家洞刻字时,那枚总兵印还不存在。
据康熙余庆县志，隐居余庆县境的南明官员有郑逢元、钱邦芑、刘泌、胡钦华四位，但从《南明史》《明季南略》《南明野史》等资料看，郑逢元在南明时所任的官职为太仆寺卿、兵部右侍郎、太常卿、左都御史、礼部尚书；钱邦芑为监察御使、右佥都御使、都御史掌院事；刘泌为五省（云、贵、川、桂、楚）总理军务、大理寺少卿；胡钦华为宾州知州、佥都御史、湖广巡抚。因此，这牧南明总兵印的原主人不可能是他们中的一人。
那么这枚南明总兵印的原主人究竟是谁？它是怎样被丢在乌江边的一个山洞的呢？在笔看来，要弄清这个问题并不复杂。
其一，这枚印是在余庆县花山乡滨江村乌江南岸约200米高悬岩上的一个洞口发现的，这就说明丢失此印者当时面临的形势非常危急，正处于奔逃躲避之中。此人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呢？最大的可能就是兵败被人追捕，而且兵败之地与此相距不是太远。
其二， 这枚南明总兵印上的文字已明确地告诉我们，它是永历二年(1648年)十一月礼部日造。按常理，这类印信，当是朝廷在已决定由谁来担任相应职务后制作的，它与朝廷颁发任命诏书的时间不会相差太远。因此，我们可以结合1648年11月前后被南明朝廷任命为总兵的人员及南明永历年间发生在贵州及四川南部乌江流域（当时，仁怀、桐梓、遵义、绥阳、正安、道真等属四川辖）一带的战事来分析，采取排除法来框定这牧南明总兵印的原主人。
细读《南明史》《明季南略》等史料，我们不难发现，永历年间长期活动在四川南部及贵州一带且具有总兵职衔的军阀仅有两人。
其一：王祥，四川綦江人，武举出生。崇祯时为綦江都司，1646年春夏在与张献中的大西军作战中有功，由督王应熊上奏隆武帝，升为参将。1647年正月，永历帝加封其为綦江伯。1647年春，大西军孙可望等由黔入滇后，随后紧追而来并占领川南及遵义的清朝肃亲王豪格因粮草不济，只好率众退回川北，进而由汉中回北京。王祥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便派王命臣等带着人马向前一直推进到南充；同时自己在御使钱邦芑等的协助下竭力收复川南地区。1648年，清廷委任的夔州镇总兵卢光祖、叙南镇总兵马化豹、永宁镇总兵柏永馥占领南充，王命臣不支，只好逃回。这样，王祥所占据的地盘即为遵义、綦江、江津、合川、彭水、黔江一带。1648年11月，钱邦芑因功升右佥都御使，王祥升总兵（镇将）。1649年，王祥又被加封为忠国公。
其二，皮熊（1580—1662），字玉山，贵州铜仁人。以行伍起家，明崇祯时，授援剿副总兵。弘光元年（1644），擢都督佥事充总兵官，提督贵州军务，活动据点主要在平越（福泉）与贵阳之间。1649年，王祥被加封为忠国公时，他被加封为匡国公。
所要注意的是，明清时代朝廷所授伯、候、国公等爵位，一般只是奉禄上的变化而无行政职权上的变化。
考察南明永历年间发生在贵州及四川南部（因当时，仁怀、桐梓、遵义、绥阳、正安、道真等属四川辖）一带的战事，同样有两场战争值得观注。一是南明总兵王祥、皮熊之战；二是孙可望的大西军出滇对清军作前，孙可望的部队与南明总兵王祥、皮熊之战。
王祥、皮熊之战，主要是由王祥的军队劫掠黔地引发的。这场内战于1648年7月始，先是遵义总兵王祥领兵攻贵州总兵皮熊，包围了贵阳。8月，贵州将领武邦贤、杨光谦引兵击败王军，贵阳解围。10月，皮熊又出兵攻王祥，在乌江边被王祥击败，几乎全军覆没。12月，永历帝下诏和解，双方才言归于好。
孙可望的大西军与南明总兵王祥、皮熊之战，真是生死攸关。战事发生在1650年八九月。
大西军于1647年3月进入云南后，经过两年多的休整，不仅恢复了元气且势力日渐强大。永历朝廷想招降孙可望，但又在是否真封其为“秦王”之事上达不成一致意见。野心勃勃的孙可望怎会满足现状，仅仅据有偏居一偶的云南呢？他心里还装着湖南、湖北、广东等已被清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呢。但是，由于云南和清方占领区之间还有一批南明军阀控制着的四川、贵州等地，大西军必须突破他们的阻挠才能到达抗清前线。1649年，孙可望派白文选率领先头部队由安顺府入贵阳，以通好为辞，进行试探，不久撤去。是年冬，永历朝加封贵州总兵皮熊为匡国公，遵义总兵王祥为忠国公，希望他们加强守卫，以防孙可出黔入川，势力更大，于已不利。
1650年4月，大西军白文选部再次进入贵阳，接着李定国也来到贵阳，同南明匡国公皮熊、贵州巡抚范鑛、遵义总兵王祥结盟。同年八月，与李定国、白文选观点不一致的孙可望亲自统领大军进入贵阳。皮熊、王祥自知兵力不敌，分别派遣使者与孙可望“通好称盟”，目的是希望他撤回云南。可是，孙可望根本就不理睬皮熊、王祥，下令以武力强行收编他们的部队，进而出川入楚。接着，他先派冯双礼、王自奇统兵操小道攻打住扎在平越（福泉）的皮熊。皮熊大败，逃往水西（今毕节大方）。
9月，孙可望又派刘文秀、白文选北上攻遵义。颇为自负的王祥聚集六七万众于今之遵义县境的乌江据守。王祥的人马虽多，但军心不稳，一些将领对孙可望的残忍早有所闻，又见其部刘文秀、白文选来凶狠，心里非常害怕，还没开战就做好了或降或逃的打算。大西军强渡乌江，王祥亲临前线力阻，不成，大溃，一部分拼死逃，一部分俯首就擒。王祥一气逃到绥阳，因坐骑疲惫过度不能奔跑，只好下马稍息。 不想追兵突然而至，他大呼“我千万不能死于贼之首”，自杀于道旁。大西军渡过乌江并攻战遵义之后，收编王祥的残军，并在他们身上刻一“王”字以警告他人。
结合以上人物战事分析，余庆县文物管理所收藏好一牧南明总兵印的原主人当为王祥。其理由为：其一、王祥升任总兵的时间与那牧印上的制作时间即“永历二年(1648年)十一月”相稳合，而皮熊是弘光元年（1644年）擢升为总兵官的，两者相差四年多。其二、当年的乌江是云、贵入川楚的主要通道，王祥兵败之地与捡拾这牧印的地点余庆县花山乡滨江村乌江南岸石家洞相距80多公里；其三、自古以来，像总兵这类至关重要的印信，一般都是由专人保管的，而这个保管者多为主帅亲信。王祥是四川綦江人，其亲信自然也多是綦江的。综合以上三点，我觉得这牧印十之八九是王祥兵败乌江之后，为他掌管总兵印的亲信，顺江逃往四川时，弄丢在今余庆县花山乡滨江村乌江南岸之石家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