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在翻阅《遵义地区志·文化志》时发现：清代以前，遵义文化大事仅有四件，而余庆就“霸揽”了两件：
其一是“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余庆首任县令袁尚纪捐俸创建学宫于城西，崇尚先圣（孔子），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舞八佾，曲有昭平、宣平、秩平、叙平、懿平、德平六章”；
其二为“明永历八年（1610年），南明朝四川巡抚，著名学者钱邦芑隐居余庆松烟蒲村，剃发为僧，建庵讲学七年之久，著有《他山记》、《蒲村归田》、《玉簪花》、《他山赋》等大量传世之作。
欲言以上两件大事，必先提及余庆第一知县袁尚纪。
生平稽考
袁尚纪，是四川江油人，拔贡生。《余庆县志》载：“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之战结束，次年四月二十九日，隶属播州的余庆、白泥二长官司合并建置余庆县，袁尚纪为第一任知县。”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被万历皇帝任命为右副都御史贵州巡抚郭子章，兼制蜀楚军事，与湖广川贵总督李化龙合力剿平播州杨应龙叛乱，彻底消灭了盘踞播州八百余年、世袭了二十九世的杨氏土司，又多次平定贵州苗、瑶起义，以功封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衔。他又是明代著名的史学家，每任职一处，均有专集，可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其著作广涉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律、历史、地理、工艺、文学等，应有尽有。那时贵州由巡抚郭子章主事，所辖府、县官史必为其亲点委任。由于袁尚纪在永宁摄事期间，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公平办事，黎民敬仰，深得郭公赏识，平播后郭子章便委袁以余庆知县之重任。那时，“余庆地瘠民贫，兼之苗、汉杂处，声教不通，虽旧设白泥、余庆两土司辖制，然俱为播州属地，自应龙叛乱后，人民日渐贫弱，幸赖袁公竭志殚精，尽心民事，彰明教化，俾数千年声教不通之地，化夷为汉，袁公之功不綦伟欤！”《余庆县志》（陈志）。由此可见，他的确不失为一位清正廉洁为民的县官。据《余庆县志》（陈志）大事载：他不仅有捐俸倡建学宫的政绩,而且还组织民工悠悠修筑城池，田分三则，丁随田办，兴建塘堰灌田，保百姓安居乐业。
修筑城池
《余庆县建城碑记》志：“……余庆者，岩邑也。古罗施国夜郎牂牁地，楚、蜀、滇三路皆通……余庆虽小邑，实属重地也”。于是“……中丞郭公经理其地，……镇远守备史良将董其事，永宁知州摄县事袁尚纪鸠其工，典史向炳襄其成，……”。明万历辛丑年始工，壬寅冬城成。修城劳工由袁尚纪组织。费金1600两，粮食1500余石。城墙周长317丈，高1.6丈,宽1丈,垛口330个。城门4道,东门名“来喜”、西门名“太初”、南门名“南熏”，后闭北门。“来喜门”“太初门”、“南熏门”由郭子章亲笔所书。城成，民心安稳。直到明朝未墙体才始有倾垲。清康熙、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曾数次重修、补修。城墙在历次战乱中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因1953年和1955年两次拆其城墙石料修建牛场河大桥及康寨大堰，致使三百年城墙才完全消失。
筑堰兴渠
民以食为天。为了安顺民心，让耕者有其田,田者有人耕，到任后的袁尚纪，足迹遍及余庆，体察民情，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将余庆之田分为上、中、下三则，丁随田办，按田地等级和亩分赋税。到任次年（1601年），因见余庆县城沿河七八里内，数千亩良田，居然无沟渠蓄水灌溉，若遇天久不雨，必至干旱。于是在郭子章的经理下，他陪同郭公四处巡视，根据河势田园布局，遂定于康寨之上截河筑堤，开沟培渠，引水灌溉上里、麦园千余亩良田，并名之“雷公堰”。之后又在赤土田之上分河筑堤，取名叫“赤土堰”，其水灌溉赤土田数百亩。不久，又在上里截河筑堤修“正官堰”，以灌溉龙家沟以下至白马庙良田千余亩。为使“雷公堰 ”和“正官堰”抵御洪汛，特设轩有水闸。试想，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四百年前，如此规模的引水灌工程，是如何完成的呢？集智慧和胆识于一身的袁知县毕竟有他过人之处。如将史料记载作一备番现代版描述，那宏大的场景就是这样的——
按田户分十八班人马修筑雷公堰，按田户分八班人马修筑正官堰。在修建成的过程中，他令人先丈量开挖的河面，再按各户拥有的田亩分配工程量，立契划押，定时完工。筑堰完毕，亦用原分工办法开挖沟渠，分派任务，工程质量要求甚是严格。正是有这些举措，堰渠工程才得以如期保质完成，致使所修三堰持久地在白泥大坝发挥着它应有的功能。
为了避免田户灌水扯皮现象，袁知县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用水制度。如按修堰渠时分班名册先后顺序定时放水，轮流享用，既促进了田户之间的和谐相处，又保证所有灌区受益丰收。
无庸置疑，三堰工程的修建，既是牛场河（当时叫白泥江）上的最早有的堰渠，又是开余庆县官方组织兴修水利之先河，实为惠泽余庆百姓的一大功德。
四百年后的今天，只有雷公堰原址上于1955建了康寨大堰（年长者仍称其为“雷公堰”），沟渠也作了新的培修，其原始情形还依稀可见。赤土堰呢，也不知于何年何月堰消渠失了。不过，赤土田一带至今还有“赤土坝”，那里的石拱桥至今也叫赤土坝大桥。据当地老年人回忆，赤土堰大约在民国时期的凯家辗房堰渠处，那时堰渠沿途还有几十棵合抱大的柳树、乌杨树、硬壳朗等，按树龄推算至少在百年之上。至于正官堰地址，笔者几经走访，终不得考试。如些看来，也许只有受其泽润之田畴方能知其所在。若真有所谓在天之灵，如今袁知县见到团结水库宏大的灌溉工程定会感到兴慰和赞叹。
创建学宫
平播之前余庆虽然有七百多年的土司历史，但毕竟是少数富人才涉及文化和教育，百姓是极少有条件入熟就学的。再加上杨应龙对属下土司的掠夺摧残，致平播烽烟战乱怏及余庆数月之久。致使贫脊的余庆雪上加霜，彰明教化之事几于颓荒。严酷的现实，让袁知县深为忧虑。为此，他在安稳民心，解决民生同时，着手兴办教育，并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他康慨解囊，捐资修建学宫于城西（现邮政宾馆一带），成为县内自有文字记载的传授文祀礼乐以来之先。
唐宋以来，修建学宫，祭祀孔子，倡导儒学是传承文化，教化启蒙，发展地域文明的重要途径。据有关史料记载，那时的学宫是用于崇尚先圣（孔子），讲授礼学，传颂文明，培养人才主要场所。逢正月初一、十五和端阳节，知府都要组织府役、名望、乡贤、学童等到学宫祭拜孔圣人，凡私塾、学馆均要组织学童前来祭拜。偏远到不了学宫的，也要组织后生们到古树下或塾、馆里对着孔子的像祭拜。
学宫里的祭拜须由知县亲自主持，典礼极其庄严隆重。典礼议程非常讲究，分为初献礼、亚献礼、终献礼。每一献礼有三十二节，三次献礼共有九十二节。祭辞分六章，由主持人领念，每章念毕，乐队便依次奏昭平、宣平、秩平、叙平、懿平、德平乐曲。乐队的器乐那时有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共八音。八音是指由的“金、石、土、革、丝、竹、匏、木”做成的乐器， 如编钟、缶、鼓、琴、筚篥、（木兄）音zhu四声、笙等。 在奏乐时还要伴八佾舞（又称文舞）。八佾:佾音yì,行列的意思。古时一佾8人,八佾就是64人,佾生一般由学生担任。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孔子虽非天子，但为了彰显孔子在教育及政治上的功绩，亦采用八佾舞。行礼时，舞乐并起，是祭孔大典的高潮。这一祭祀活动成了当时盛行一时的，规模最大的精神文化活动。从此中国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文化就开始在系统地在余庆这块版土上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至清康熙年间，著名史学家、诗人、画家、余庆知县蒋深又倡导捐修文庙于城内，使崇尚孔子，传播儒学的活动进入更加丰富和繁盛的时期。无庸置疑，余庆今天能成为蜚声四海的文明、祥和家园 与儒学文化在余庆沉淀的深厚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
光阴荏苒，日月其除。袁尚纪虽相去四百余载，然，因其励精图治，德惠黎民，“俾数千年声教不通之地，化夷为汉”；兴修水利，让百姓安居乐业；创建学宫，促余庆文明渐启，其无量的功德，青史可见。今天的《遵义地区志·文化志》将其兴学之事列为清前文化重要大事，笔者认为，理当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