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之地。历史上是“武陵蛮”、“五溪蛮”劳动、生息、繁衍之域，汉文典籍中早有记载。明朝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视察铜仁，在《黔记·诸夷》中称：“贵州本夷地，一路诸城外，四顾皆苗夷，而种类不同。自贵阳而东者，苗为夥，而铜苗九股为悍，曰仡佬、曰杨黄、曰八番子、曰土人、曰冉家蛮、曰杨保、皆黔东之夷属也。”清光绪年间编修的《铜仁府志·户口》载：“铜仁县民苗侗蛮……。提溪司原额人丁俱系侗蛮……。”田雯《黔书》亦云“黔僻处西南，穷山深青，所在无非苗蛮，其种类各殊，而部落亦不一矣。”从这些资料记载来看，早在明代前，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居住在黔东北地区和省溪、提溪两个土司管辖下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苗侗蛮。

    土家族的民族特点：如在风俗上习惯过赶年（比汉人提前一天，月大腊月二十九，月小二十八日），崇拜祖先，敬奉土王（江口普遍敬的土王是湖耳土主青草大王杨政滔，即飞山公主杨再思之次子）相信土老师；在文学艺术上有摆手舞、傩堂戏、花灯、古歌、伴嫁歌、丧堂歌、薅草锣鼓、打溜子以及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工艺美术上有桃花刺绣、纺织、印染、编织、雕刻剪纸等，都具有土家族的民族特点。土家语言虽已消失，但不少村寨地名是用土家语取名的。

    苗族：历史上曾多次受封建王朝的征剿、镇压。《明史·贵州土司》载：“其在水银山介于铜仁思石者，曰山苗，红苗之羽翼也……乃命总兵陈磷、参政洪元澄率官军五千，益土兵五千攻水银山。……皆九十日而克”。怒溪乡溪口村小屯吴姓群众说：“我们的祖先是赶苗夺业时留下来保寨的，别人称我们是‘保寨苗’”。桃映乡匀都村十家哨村民组龙姓群众说：“我祖被朝廷追杀，家里人逃往牛郎，逃亡中，留下十户人家在这里山头上放哨，所以此地名叫‘十家哨’”。江口的苗族，主要有吴、龙、石、白等姓氏，他们中有的是“荆楚”时期就迁居在这里上千年的老户，有的是“赶苗夺业”时期由湖南、江西等地以及邻近县迁入的，集中居住在梭家寨、石家坡、龙宿、官庄、苗匡等十多个村寨。其它还有30多个姓氏的苗族，人数不多，大都是近百年来从湘西以及松桃等苗族聚居区迁入的。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县境内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冠以“苗”称的地名，如苗王、苗匡、苗茂沟、苗屋基、苗汉溪、苗营等。

    侗族：江口侗族主要分布在舞溪（即今流经玉屏新晃的抚溪江）支流民和车坝河沿岸和与铜仁市的茶店、坝黄交界的张屯、坝盘等地区。侗族，属古“骆越”的一支，今之侗族的古代先民，秦汉时，与这一地区的其它少数民族均被除数称之为“黔中蛮”、“武陵蛮”、“五溪蛮”。明代田成《边行纪文·蛮夷》载：“人亦曰洞蛮，……牂牁之舞溪之界，在辰沅者尤多”。宋以后，分别被称之为“仡伶”、“仡偻”或“峒”以后便演变成侗族的专称，或称“洞苗”、“洞家”。侗族聚居的村寨，喜建吊脚楼，溪河上建有风雨桥，屋内设大铺。在张屯、铁厂与铜仁、玉屏、岑巩三县交界的风景秀美的地方，至今每年还要举行具有民族特色的歌舞盛会，俗称“赶坳”或“赶社场”。

    仡佬族：仡佬族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也是江口这块土地上世居的民族。《中国少数民族·仡佬族》一书认为：“大约在二千多年前，古代僚人已在贵州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上古时期的濮人，就是中国古时期僚人的先民，中古时期的僚人，便是仡佬族的先民。春秋时期，濮人定居西南地区，开始与南越交往。战国时，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政权——夜郎。唐宋时期，史书上开始出现对仡佬族的记载。仡佬族在信奉、婚姻、丧葬等方面仍保留着古朴的民族特点，特别是居住在边远高寒山区的群众，信奉竹筒祖先，祭祀树仡蔸，嗜酒喜猎，保持族内婚。因近亲血缘关系，人口素质较差，经济文化极为落后。

    羌族：“羌”原是古代汉人对秦以前居住在祖国西北（今甘肃青海等地）游牧民族的泛称。由于居住集中，又是偏僻的高山上，交通闭塞，其民族特点保存十分明显，如农历十月初一过羌年，在信奉上保持了敬奉天神（太阳神）、火神、风神、树神、寨神等原始信仰。每年五月初二，全族人要在水井古树边共祭风神，腊月初八举行全族人的“腊八会”。特别是过羌年和土家族过赶年一样，十分隆重。届时在外的人都得赶回团年，欢度羌年。在房屋建筑上更具有羌族特色，房屋四周用石泥砌筑围墙，把木房和院坝团团围住，在院门外合拢，围墙四周打数个观察孔，成碉堡式，便于射弩放枪自卫，显示了羌族的特色。

    回族：散居在太平乡的凯文村和桃映乡匀都乡、新寨村。其中凯文、匀都的回民是从四川迁入的。新寨村回民是从本省黄平迁入的。多系民国年间不堪战乱而“举室迁进”。他们中的一部分老年人至今仍保持不吃猪肉的习惯。

    汉族。据有关文献记载，汉民很早就迁居江口。但这些汉人进入江口年深日久，大多已“入境随俗”，逐渐同化于当地土著民族。现在居住在江口的十多万汉人，多是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废除了“蛮不出洞，汉不入境”的禁令后，由江西、湖广等地移居而来的。他们进入江口后与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互通婚姻，互相影响，为开发江口作出了贡献。《铜仁府志》载：“郡居辰沅上游，各土司中汉苗杂处，人多好巫而信鬼，贤豪亦所不免，颇有楚风。然农知务本力田，士尚右文好学。苗獠种类不一，习俗各殊，而声教渐敷……，”这些都说明，地处辰水沅江上游铜仁地区的江口，自古就是“汉苗杂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而且受文化的影响很深，“颇有楚风”，也就是说，民族习俗有的已逐渐汉化。本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战争，解放战争后以及建国后因工作需要陆续迁来了一批汉族，调入一批汉族干部。这些先后入境的汉族人民既带来了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又带来了汉文化，对江口地区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