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秋（1494—1556），字汝力，号西麓，土家族，贵州思南人，明代进士，官至广东布政使。为官二十年，直言敢谏，廉洁奉公。他是开发贵州人才，兴办州县学校的先贤，功德卓著，业绩昭然。贵州自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建省至嘉靖的百余年间，全国13省有12省都有乡试科场。惟独贵州科考仍归并于云南省，凡要考举人的学子都得到云南昆明应试。千里迢迢，道路崎岖，行旅艰难，这对贵州选贤育才带来很大不利。贵州抚按也曾向朝廷申报自设考场，未能如愿。往往被朝廷以“旧制难改”或“旧制不可轻改”而了之。这样，就造成了贵州教育的发展缓慢，边远州县的教育就更落后了。

    嘉靖九年（1530）田秋先后呈递题为《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请建务川、安顺、印江学疏》的奏折，均得以朝廷批准，贵州单独设科开闱和安顺、务川、印江三处建起了学校，大大地促进了边远山区的教育发展。

    田秋为促进贵州教育发展，为故乡的儒生摆脱赴考之苦，为使家乡教化更新毅然向明廷中央呈送《请开贤科以宏文教》奏折，嘉靖十四年（1535）获得朝廷批准。从此贵州单独开设科举。田秋为了说明开科举、出人才之重要，他在这份《奏折》中说：“贵州一省，远在西南，未曾设有乡试科场，止附云南布政司科举……远方人士，正如在山之木，得雨露之润，日有所长，因非昔日之比矣。经愚以为开科盛举，正有一待于今日也。”田秋如此大声疾呼，实在难能可贵。接着田秋以自己亲赴云南乡试，“亲见其苦，亲历其劳”的感受，痛陈贵州设科的切望，说明人才的成长，并不因地域的远近而有高低之殊，“变通鼓舞之机，由于人者有先后耳。”四百多年前的田秋，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人才的成长，并不在于地域，关键在于人为，即在于多方的鼓舞、教育和培养。这对于开发边疆和落后地区的教育来说，无疑也是很有见地的。

    田秋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鼓励贵州学子上进，他捐买了首科试卷。为了扶持贫困学子应试，紧接着田秋又拿出一笔钱并倡导绅士捐买了卷田，解除贫困学子缺钱购卷的之忧。贵州乡试自明代首科到清废除科举制度的360多年间，历届乡试考生都不自购试卷，皆因田秋倡导，政府组织捐买试卷之故。田秋为振兴贵州教育，在《请建务川、安顺、印江学疏》中，特别关心边疆学校建设，他认为“治国之道，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人才的关键，在于学校教化。贵州置省以来，初只有府，卫建校，州、县尚无学校，至嘉靖时，由于边疆得到迅速开发，生产有所发展，然而，文化教育未能随之振兴，因有了田秋的多方努力，贵州文教事业才逐步发展起来，人才亦逐日旺盛，仅思南府从明代贵州开科到清朝末期，中举就达360人，登进士32人，至此，贵州人心向学，人才辈出，直迫中原。

    田秋开发贵州文教的功绩后人铭刻在心，万历初年，举人邵鸿儒等联名呈书贵州抚按建田秋牌位，当时抚按应诸生之请，向皇帝呈疏，于万历四年（1576）三月初一得以批准，在贵阳明远楼建起了田秋牌位。

    《贵州日报》2003.5.9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