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国民党政府在贵州省湄潭县永兴镇上建立了“第十七临教院”，这实际上是一个伤兵疗养院。能够进住到这里的伤兵，几乎都是在抗战中为国而战致伤致残的。现在想来，他们确实也应该算是民族英雄。

    解放初期十七临教院中的伤兵，大部分都没能回到他们的老家，而是与当地的平民女子结婚，就地安居乐业了。因此，从那时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永兴街上到处都是操着北方口音的伤兵，这无疑给这个黔北小镇带来了许多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故事。

    当时，我还小，大约也就在上小学。我清楚地记得，我们院子里就居住着四个在抗战中受伤的伤兵。他们的音容笑貌，我至今都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我特别喜欢听打仗故事，而打仗的故事对他们来说，就如数家常，且大多是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更带有传奇色彩了。因此，这使我对他们佩服得很。并且坚信自己有一天也能像他们那样，当外敌入侵时，上战场杀敌立功。可是，那时由于自己成份不好，想去参军没能行。这个愿望就没实现。

    这四个伤兵中，我最尊敬最熟悉的一个叫张殿吉，河北石家庄人。他给我讲过，他亲自参加过南京保卫战。他们的军队在同日寇决战了三天三夜后，在撤退时，南京街道上血流成河。特别是部队渡过长江时，许多女大学生拉着军人的手，要求把她们带过江去，跟军人们一到走向哪里都行。他说，他曾经带着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过长江，可惜正在过江时，被日军射来的子弹击中脑壳，那真惨，脑浆都被打出来了。对于这个漂亮的女大学生，他没能安全地保护好她，他的心里是不好受的。只见他每次讲到这个事情时，都是双眼红红的，满含着眼泪……

    从至今我们知道的历史知识来看，他应该是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历史见证人。

    这个老人脾气特别好。我小时候喜欢读小人书，一次，我买了一本书叫《平津战役》，那里边也讲到傅作义在北平起义，以及北京和平解放的事。他不无惋惜地说，他当时所在的军队就属于傅作义的部队。可惜，他受伤了。待他伤好后，如果他不在永兴娶媳妇、安家的话，那么他就肯定回部队去了。随同部队起义后，他肯定是解放军的军官，或者国家某个部门的干部。他还讲了，他的许多同级战友在解放后，也在解放军中任团长、营长了。他讲话这时正是1972年，正是“文革”中“揪出”、“打倒”、“砸烂”最嚣张的年月。由于他曾经任过国军的一名连长。按那时我们国家的阶级政策来看，他属于“地富反坏右”中的“历史反革命”，正被戴上“高帽子”而游街批斗……

    再一个老兵，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只知道人们喊他贺老头。他是山东人，是慈祥、体贴而关心别人的一个好老人。他给我讲，他亲自了参加上海“八·一三”会战，保卫四行仓库的战斗。他们开始在南京路上，用沙袋垒起来，阻击敌人。后来，沙袋垒起来的阵地，被日军的炮火轰平了，自己人、日本鬼子彼此都死了不少。南京路上血流成河，于是，他们不管他是自己人，还是日本鬼子的尸体，都把他们抬来，垒成一道道厚实的阵地，继续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他们连全部战死。他也身负重伤而昏迷，混杂在死人堆里，被晚风吹醒，被自己的收容队发现，才免去一死。现在看来，他应该属于“八百壮士”之一了。

    另一个老兵，叫向世超，河南人，他是国军一个部队的排长，他的脾气不象张、贺二位老人那样温和，而是有点“怪”，喜欢吼人。他亲自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在那次战役中整连、整营、整团战死，他们连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在我的记忆中，不论是什么时候看见他，他走路都保持挺拔的军人姿态，尽管他穿得破烂……

    最后一个老兵叫薛成富，他也是河南人，也是国军一个部队的排长。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默默地、悄悄地、不言不语地来，又同样如此地离去。他亲自给我讲，他参加过太原保卫战。他说，现在一想起来，那真是一场大拼杀，大较量的血战……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不管怎样，老人们在国家遭受外敌侵略时，能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组成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的铜墙铁臂，那还是值得我们后人敬仰的。

    老人们都死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国家的政策开明了，已回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对抗战中，国民党的抗日部队已有了一个正确的评价……

    随着我外出求学，后来，又参加工作，我和母亲早已搬出了那个院子。现在，在我的心里，还时时记起他们。可惜！我那时还小，不知道什么叫爱国，要是现在，我从他们身上，可以了解到更多抗日战争时的历史与传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