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1981年，我从地区民政局调到地区文化局创作室担任《安顺文艺》的编辑。时任中共安顺地委宣传部部长的李明同志找我谈话，希望我在几年中，能为安顺地区发现和培养出一两名文学骨干……

    部长的嘱托我牢记在心。另外，我也是一个好强的人。回顾贵州文坛的历史，在出人才、出作品方面，以黔北和黔中相比，五十年代，黔北出了个石果和付泽，我们黔中出了个胡学文和胡维汉，两者相差无几。六十年代。后五年属于文革浩劫，无可说。前五年中的1964年，省文联从全省业余作者中抽调16名文学骨干，组成报告文学组，深入毕节的弯腰和遵义的三岔公社反映先进典型。这16名文学骨干中，来自黔北的3名，来自黔中5名，黔中略胜一筹。可新时期以来，何士光、李宽定、李发模，一颗颗照亮贵州文坛的新星都是从黔北升起。而黔中可与上述三人比肩的只有一个叶辛，一个叶辛还是上海知青。黔中，这个黄果树大瀑布的故乡，这个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文化名人的地区，难道就这样默默无闻，甘居人后吗？

    1983年春天，《安顺文艺》编散文专号，老友高楠从普定送来5篇稿子。其中有篇题名《小阁楼》作者署名“蒙萌”的作品，既像小说又似散文，读来很有味道。托人将这篇新人新作带去贵阳请老友戴明贤看，明贤看后，给我写信说，这样的作品，他自己也写不出来。明贤是散文名家，他的话既让我高兴，又让我惊讶。《小阁楼》作为压卷之作在当年《安顺文艺》第2期发表之后，不久，作者又寄来一篇《泥水工的爱情》（短篇小说）。这篇作品生活气息浓郁，笔调清新让我激动。我遂专程跑了一趟贵阳，将它和《小阁楼》一起向《山花》作推荐。《山花》编辑部的同仁们对这两篇作品都很赞赏，当即决定破格将两篇在同期刊物（1983年10月号）上以头条二条的位置发表，并约请戴明贤写了点评文章同时刊出。

    明贤一生为人谨慎。在这篇点评文章中却情不自禁地为作者叫好，说出“我乃敢为我省文坛得人贺”这样的高调语言。的确是异乎寻常的。要说明的是：当时我们大家都还不识作者的庐山真面目。

    《山花》的破格，明贤的点评，使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时成了安顺文坛、贵州文坛的希望之星。说实话，我当时高兴的心情，不说远胜于作者，起码也是不亚于作者。不久，蒙萌来安顺看我——偏矮的个头，瘦削的身材戴一副无色眼镜，忐忑有顷，从旧挎包里掏出碗口大小的牛皮纸包放在我的书桌上，小声说：“周老师，没哪样好东西。这是我们普定出产一点朵贝茶叶……”

    文字是我和蒙萌的初次见面。他那朴实、真诚的山村教师的本色征服了我。从此，我们成了忘年的莫逆之交。其后的几年里，蒙萌的每一篇作品，几乎都要让我先看，怎样修改，读什么书，都要听取我的意见，他“打烂仗”的经历：学木工、挖石沙、修单车，甚至，为了糊口，搞恶作剧用三角钉扎破顾客单车轮胎这样的“丑事”，也向我合盘托出。

    1984年末，遵义市文联成立，我搭乘省文联的车前住祝贺。归途中，作协贵州分会秘书长尹伯生告诉我：贵州得到一个鲁迅文学院进修生的名额。作协贵州分会主席办公会决定：这个名额给安顺，并建议推荐蒙萌去学习。尹秘书长调侃说：“你是我们作协贵州分会的理事。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来理一回事。做好有关方面的协调工作。”我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回安顺后，马不停蹄地向各有关领导汇报、请示，得到认可之后，又跑去普定，宣传部、教育局、县师范（蒙萌的工作单位），一家一家地跑，一处一处地说。普定有关单位的领导都很开明、都通情达理，使我的协调勾通工作，一路绿灯。也让蒙萌昱年2月，如期上了北京鲁艺，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特别是得到许多文学先辈的直接传授，为他今后的文学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蒙萌不负众望，辛勤耕耘，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1986年，终于以力作《搭在马凳上的擂台》，荣获贵州省第二届文学二等奖。其实，这篇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除了在贵州获奖，问鼎中原也是够条件的。上一年，发表这篇作的《花溪》编辑部曾推荐其参加全国短篇小说评奖。在数千件推荐作品中，经过层层筛选，选出40篇最后由评委投票。《搭在马凳上的擂台》是40篇之一。据参加此次全国短篇小说评奖全过程的贵阳市作协副主席、作家余××讲，《搭》艺术质量超过北方××女作家的参赛作品，投票时，因那位女作家的知名度比蒙萌高，使本应获奖的《搭》最后功亏一篑。为此事，安顺和省城知情的文友们，都为蒙萌不平，惋惜和遗憾。而蒙萌却无动于衷，显示一种大将风度。稍后，蒙萌又写出一篇比《搭》更完美、更有力度的作品，《安顺文艺》发表时，我替他取名《两兄弟和两头牛》。广东的《作品》转载时，更名为《那汉子和他的大水牯》。由于我很看重蒙的这篇作品，就将刊载了这篇作品的《安顺文艺》，挂号寄给曾有一面之交的北京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请他审阅后能否向中国作协主办的《小说选刊》推荐。雷达先生阅后回信说：“总的印象不错。写人和牛，实乃写中国农民与土地、生产工具和感情联系，在挖掘农民的心理方面比较深刻，有山区特色，人和牛的个性都很突出。”雷达先生答应向《小说选刊》推荐。这个倒子说明，蒙萌的文学创作，已具备了走出贵州问鼎中原的实力。那几年，安顺地区的文学活动很多，不是讲习会，就是改稿班。不管什么活动，蒙萌、罗吉万和我都在一起。省文友戏称蒙萌、罗吉万是“安顺的哼哈二将”，也有人调侃蒙罗是我的“左右二膀”。对这类流言蜚语，蒙萌总是一笑了之，不以为侮，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让我深深感动。

    1988年11月，蒙萌、罗吉万和我去关岭采访该县的铁合金厂。在县委招待所的一间小客房里，我和蒙萌抵足而眠，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谈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都不想睡觉。

    1989年春节，蒙萌和罗吉万来给我拜年并祝贺我的《七访杨金秀》一文参加《贵州日报》和茅台酒厂联办的“茅台杯散文大赛”的小小的成功（二等奖）。我三人一人端一杯茅台，边喝边谈，谈当时我们安顺文学创作的低谷状态，谈今后三年的设想，谈各人创作的打算和冲刺。当时，蒙萌已经得病不能喝酒了。但为了助兴，还是勉强喝了一小杯。边喝边说：“无论如何，我，我今年，要，要攻克《人民文学》，和，和《小说选刊》这，这两块阵地。”

    说这些话时的蒙萌在喝酒，但他说的不是酒话。而且也不是豪言壮语，他是在宣布他的前进方向和冲刺的目标。我坚信他有达到这些目标的意志和实力。

    谁知天公不作美，这次小聚之后，蒙萌的病情日益加重，并且查出是癌症晚期……

    1989年9月22日，年方37岁的蒙萌离我们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含着眼泪和他的哥哥蒙卜一起帮他合上久久没有闭上的双眼。我流着眼泪主持了蒙萌的遗体告别仪式，并和他的家人亲友一齐送他到安顺火葬场……

    想起七个月前我们的三人小聚，想起他的冲刺目标——攻克《人民文学》和《小说选刊》的两块阵地，言犹在耳，斯人已去，自然就联想起大家都熟悉的那两句古诗：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2006年6月23日于金钟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