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里长出的散文

——读李天斌丁杰散文新作随感

（一）

    中国大西北出了个散文大家，名叫刘亮程。我觉得刘亮程是个农民，至少是个农民的儿子。我还觉得刘亮程的散文不是写出来的，更不是从书本里抄出来的，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我认为刘亮程的那些散文在很久很久以前就种在土地里了，在岁月里在风中雨中发了芽，长得很结实。后来刘亮程出生了，长大了，他在痛苦而又幸福的日子里，在贫瘠而又富饶的土地上认出了那些生来就该属于他的散文。他收割庄稼的时候连同收割了这些散文。他是个幸福的农民，至少是个幸福的农民的儿子。

    李天斌和丁杰不是农民，但都是农民的儿子，读他们的这组散文时，我不断想起刘亮程，不断嗅到土地的气息。我断定，李天斌和丁杰的散文与刘亮程的散文同为一个种属，都是土地里长出来的庄稼。

    天斌与丁杰是安顺文学界的新生代人物，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写作者，既承继传统，又少有桎梏，像两棵小树，在大山里长得很茁壮。他们的“戏路”比较宽，写新闻、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诗、写散文，有时还为官家写公文。由于在山野里长大，他们的生命力很旺盛。由于做报纸编辑工作的缘故，我读他们的作品比较多，尤其是散文。

    这次《安顺文艺》要为这两个人出一个散文小辑，我认为做得很对。副主编张麟把他们的散文新作交给我，嘱我写点感想，无论从哪方面说，我都无可推托。散文，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主打产品，近几年来，安顺在散文写作方面人才济济、收获颇丰。被钱理群教授誉为贵州散文写作“领军人物”的戴明贤先生是安顺人，安顺文学群体受其影响，在散文写作上进步很快，天斌与丁杰是年轻一代的代表，值得向读者推介。

（二）

    散文大家汪曾祺在《七十抒怀》一文中说：“我是赞成作家写评论的，也爱看作家所写的评论。说实在的，我觉得评论家所写的评论实在有点让人受不了……我觉得写评论是非常冒险的事：你就能看得那样准？”鉴于此，我在前不久写给戴明贤先生的一封信中说：“最近安顺有人说我是一个‘搞评论的’，这很使我紧张”，因为“我既不是‘评论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我遵张麟之命在此写下的，顶多只能算是读稿随感。

    仅就张麟交给我的这些散文而言，总的“随感”是——

    读天斌的散文，是在读忧伤的隐喻，读焦躁的灵魂；其表面不动声色，但内在张力较大，像山里的深潭，幽幽地泛着蓝色的冷光，有哲思的味道。

    读丁杰的散文，是在读明丽的村庄，读生活的律动；其情绪少有控制，但也不显张狂，像村前的小河，人笑水响地透着热闹，有生活的激情。

    在天斌与丁杰的这些散文里，我读到了一些相同的意象，那就是：土地与时间，生命与命运，坟墓与死亡。

    在天斌的世界里，时间是“一对做爱的蜻蜒翩翩飞过庭院，落在那堵老墙上。在老墙青苍的光芒里，那红色的羽翼，在白亮的太阳里不断煽动着，像时间遣落的一个影子，在苍凉的边上逐渐抵达永恒。”（《词语内外》）。

    在丁杰的村庄里，时间是“季节，在游戏里走动。”（《菊花》）；是“我们每天都跟在牛屁股后面，闻着菜花的香，游走在春天里。”（《守望土地的坟茔》）。

    在天斌的世界里，土地被幻化为一种精神的怀念：“关于祖先，关于家谱之上的江南故地，从此注定将尘封在记忆和时间之外。”（《一个村庄的花灯往事》）。这种时空分裂的表述，更为强烈地表达了他对土地的深情。

    在丁杰的村庄里，土地既是一种意象：“就是保佑河包山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寿年丰的土地菩萨。”（《菩萨保佑》）；土地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场所，是“那块像只鞋的菜地”；“那块地已换了主人，在上面种了三间房子，生了两个娃娃，长着一家人的日子。”（《那块像只鞋的菜地》）。这种对土地的认识与表述，使丁杰更像农民的儿子。

    天斌与丁杰都不约而同地写到了坟墓，借以表达他们对生命、对命运、对死亡的认识。

    在天斌的笔下，坟墓是谜语，是隐喻：“墓地与村庄，仅仅隔着一簇油菜花的距离。”而且，“从墓地到村庄，在转入永恒的时间里，奶奶注定永远不能抵达。”“而深埋在这幽深方阵里的灵魂，又都能抵达么？”由此出发，天斌表达了他对生命的理解：“生命，或许真的逃不过某种定律，包括爱情、亲情、甚至是灵魂最终的栖息地。生命的指向，或许，在我们学会眷念的那一刻，就已经出发。”（《向着村庄的坟墓》）。

    较之天斌的忧郁甚至阴郁而言，丁杰笔下的坟墓是人间的实体，是“清明时节的欢乐”，是承载纪念和接受朝拜的圣地。在丁杰的笔下，生命是不死的：“烈士陵园的烈士们，不仅活在每年的清明节，还活到了《普定县志》等文字里……土地不会忘记他们，土地上长出的庄稼不会忘记他们，照耀在庄稼上的阳光不会忘记他们。”然而，对于坟墓、死亡与生命的意义，鬼灵精的丁杰又作出了“级别的界定”：“河包山坡上的这两位‘村级烈士’，除了我今天用这点文字提及，若干年后，还会有谁想起他们，记住他们？”（《守望土地的坟茔》）。

    读着这些闪耀才华的文章，我仿佛看到了两位年轻的写作者——

    清瘦的天斌形单影只地徘徊着、沉思着；他似乎在发着烧，神经质地对着大山喃喃自语，说着许多令人费解的话语。敏感而又忧郁的天斌使我想起了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受得深沉！”

    而健硕的丁杰像个消防队员，正急匆匆地向某个地方赶去。有人拦住了他，他便急切地诉说着什么十分热闹的事情。他永远要向路上的行人讲述关于土地关于村庄的故事。热情而又自信的丁杰使我想起的不是名家诗句，而是他自己的话语：“土地属于我的权利是：种什么自己做主，种出来的东西自己做主。”（《那块像只鞋的菜地》）。

    我猜想，天斌是孤独的，虽然他有许多珍爱他的亲友；天斌是犹豫和困惑着的，虽然他能在键盘上果决地敲击出一个个鲜活的汉字；天斌又是忧郁的，这妨碍他长得更加健壮，虽然别林斯基认为“忧郁是一种很美的情调”。

    而丁杰呢？丁杰是健壮的，像田坝里的一头小水牯；丁杰是生活在热闹中的，虽然遭受挫折时也会独处一隅；丁杰是自信的，自信得有点莽撞。丁杰，永远生活在人间最热闹的地方。

    天斌与丁杰是好朋友，但他们在性格上在气质上是有差别的。由于这种差别，在我们安顺的散文土地上，便有了两个风格不同的农民的儿子，便有了色彩不同的庄稼。

    天斌与丁杰在他们的散文新作中都体现了悲悯的情怀和人文的关注。有趣的是，他们都写到了他们的“叔叔”，天斌写的是“德华叔”，丁杰写的是“五叔”。对两个人物的不同描写，体现出两位作者对“人间”对“命运”的不同体认以及不同的写作风格。在天斌笔下，德华叔“终年以牛为伴，以山为家，德华叔像一片来去孤独的云，沉默的云。”“我们没有一个人，顾及过德华叔的感受。”“今夜，清凉如水的月色再次浸湿了村庄。与月色对坐，那悲凉的唱词，那个人，又再一次进入我的记忆。”（《一个村庄的花灯故事，德华叔与〈四季莲花落〉》）天斌着力营造的，是一种凄美的气氛，命运的色彩是冷寂及悲凉。

    在丁杰笔下，五叔虽然只有一只手，但却是热烈的、欢快的，在人间的纷扰中坚守着自己的一席之地：“办酒的时候，五叔伸出那只手，跟亲戚大声地划拳喝酒……每天，五叔去水泥厂上班的时候，看到两个儿子开着车从地坝头跑过，心里就涌起几分自豪……”（《一只手的五叔》）。丁杰着力描写的，是一朵生活的浪花，我们看到的，是热切与跳跃。

（三）

    在天斌的丁杰的散文新作中，我读到的，大体上都是“现实主义”的笔触。可喜的是，他们都没有简单地去图解某一个政治理念，而是按照生活所提供的真实和土地所提供的思想，用心去思考生活的意义，用笔去表现生命的意义，他们都在努力地表达一种哲理的追问。

    我在给戴明贤先生的信中说：“《走进云里去》写的是‘现在’，《一个人的安顺》写的是‘过去’。而无论是写‘现在’抑或是写‘过去’，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而且都充满了诗意，都把淡淡的忧郁表现为浓裂的浪漫了。”

    我真的希望天斌与丁杰的作品都充满诗意，都如明贤先生的作品那样，表现为“浪漫的现实主义”或“诗意的现实主义”。我真的希望在若干年后，天斌与丁杰都能够达到明贤先生的高度！

    胡风认为“处处有生活”，别林斯基认为“生活就是美”。生活，对于天斌和丁杰这两个农民的儿子来说并不缺少，把生活变为美则需要他们付出毕生的心血。也许，天斌应努力抹去宿舍的色彩？而丁杰，或许应当进一步提高哲学修养，增加思考的深度？

    所读到的，都是一些小有灵性的短章，远不是令人欣喜的鸿篇巨制。但二位都是三十出头的小秀才，可谓“大树还小”，前路正长。作为长者，我希望他们在生活、阅读和思考上不断拓展，写出不负时代的大作。

    土地依然深厚，土地依然肥沃，庄稼长得正好，虽然已到了收获的季节，但千万不要忘记播种！    

（宋茨林，安顺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安顺日报副总编、安顺晚报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