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孺子牛”本色在他身上展示

——记优秀共产党员杨祖培同志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杨祖培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英雄壮举，他不懈追求，默默奉献，忠实地在他平凡普通的岗位上实践着自己的入党誓言。

    三十年如一日对工作的执着与热情

    现年52岁的杨祖培同志，1975年参加工作，三十年来，教过书，当过“官”。先后任过民和区委秘书、区委组织委员、官和乡乡长、坝盘乡党委书记、县人事局局长、县政府办主任。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以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默默奉献的无私情怀、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得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在官和乡街上，有一个三年不上公粮的钉子户，是满街出了名的痞子，任乡长的杨祖培同志硬是三天两头往他家跑，到家中他只字不提公余粮的事，就去家长里短的关心，开始这个痞子抵触情绪严重，到杨祖培同志去了十多次的时候，痞子感动了：“杨乡长，你就莫来了，今年的公余粮我挑。”这时祖培同志才挑明观点：“那光挑今年的不行，前两年的也要补起，伙计。”痞子没办法，妥协地说：“好，好，好，我怕你点，我挑我挑，我还真没看到过这样的乡长。”正是杨祖培同志这种深入基层，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带动了干部职工的朴素作风，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官和乡自1991年后，秋粮入库工作从原来的挂末一举跃居全县第一，并多年得到保持。

    1995年杨祖培在坝盘乡任乡党委书记时，县级换届，有人劝他说：“你也上去活动活动。”他从未理会，还是一如既往的沉在老百姓中间，直到组织上找他谈话调动时，他还蹲在竹山村，当乡里派干部去找他时，他正在地里一边和老百姓谈心，一边帮老百姓除草。1998年离开坝盘乡调任县人事局局长时，干部群众自发结队，鸣鞭放炮，为他送行，久久不肯离去。担任县人事局局长的他，身肩重任，他更是谨小慎微，一丝不苟，将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没有出过丝毫的差错和乱子。

    1998年杨祖培调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这一干就是七年。作为政府的内当家，他总是事无巨细，大到全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小到办公室每个同志的思想波动，都挂在祖培心上。2000年，双江镇燕子桥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9个鲜活的生命顿时命赴黄泉。事件处理了，但安抚和善后工作仍很艰巨，这些都自然而然地落在杨祖培同志身上。他一方面要做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一方面还要协调保险理赔。同时，还有办公室冗杂的事务。半个多月，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顶多睡两三个小时囫囵觉，半个多月下来，瘦了十多斤，直到事情处理妥善，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他才长长地舒一口气。

    在县政府办公室，每天第一个来办公室的，是祖培，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是祖培；晚上，只要政府办的灯亮着，无疑，一定是祖培在加班。群众上访，找祖培，领导出差要人代会，找祖培；重大事件的处理和善后，领导不在家，还是找祖培。

    一元的“油粑粑”、一万余元的帮扶和两万多元贷款的份量

    每天早上，细心的人都会发现，杨祖培总是一大清早左手提着公文包，右手提着塑料口袋，匆匆地往县政府办公室赶，塑料口袋装的是用一元钱买的油粑粑或馒头。三十多年来，杨祖培没有时间坐下来吃一碗粉，也舍不得吃一碗粉，总是用一元钱在街上买两个馒头，或者串几个油粑粑。但是，一进办公室，千头万绪的工作又将他缠上了，往往就连馒头和油粑粑都没时间去吃，等忙过了，馒头和油粑粑早已透凉。甚至有时忙了一早上，馒头和油粑粑还原封不动。有时职工劝他要注意身体，早餐去吃碗粉，他总是笑着说：“吃馒头营养也不错的。”杨祖培家境不好，弟兄多，家庭负担重，又养两个女儿读书，工资入不敷出。作为县政府的“内当家”，他总是厉行节约，个人生活也非常俭朴，衣服三年都舍不得换一套新的，鞋子总是在地摊上买减价货。但对困难群众，他却是少有的大方、慷慨。每次扶贫济困捐款，救灾赈灾捐款，他总是两百、三百，倾其所有，有时身上连早餐钱都不留一分。困难群众上访，与杨祖培素昧平生，他总是三十、五十拿给他们吃饭、坐车。太平乡有个贫困户叫周朝珍，因为残疾生活无着落，杨主任除安排民政上给予救济外，还经常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给她。三十多年来，他个人用于扶贫济困的钱高达一万二千多元。

    那一年，调离官和时，群众为了表达对杨乡长的崇敬和感激之情，要送给他两车木料，但被杨祖培拒绝了，后来，家中脚盆坏了，需要做一个脚盆，他自己挣钱从市场上买回几截木料，做个脚盆。为此，杨祖培同志的爱人笑他：“你这个呆子，送你你不要，你硬要花钱买。”他笑着解释：“农村的古话忘了：便宜莫要，浪荡不收。” 三十多年来，杨祖培从没占过他人或国家一分钱的便宜，1997年花四万多块钱盖的房子，现在还有两万七千多元的贷款。

    二百多个药罐罐的人生价值

    提到杨祖培，官和乡老百姓就说，“哦，就是那个药罐罐乡长。”杨祖培同志在官和任乡长时，就已经患上严重的胃溃疡，之后还得了胆囊炎。他总是忙于自己的工作，不肯住院治疗或请假疗养，他妻子先是请农村的草医配一些草药，晚上熬了，用一个罐头瓶装好，第二天下乡时让他背上罐头瓶子，以药当水。由于不能按时坚持吃药，杨祖培的病没有一点好转。后来，人们发现他的公文包和办公桌里总是放着或大或小的“药罐罐”，那是他妻子“强行”塞给他或是政府办公室的秘书们给他买的，但他总是顾不得吃药，只是在病痛得难受时，囫囵咽几粒“去痛片”或“镇痛灵”，以致一些药效过期的药而被当成“垃圾”丢掉，三十多年来，这样被丢掉的“药罐罐”不下二百多个。一次，为了解决大屋基村民组十多年的公余粮纠纷，杨祖培背上药罐罐，在大屋基一住就是四天，调查研究、走访群众、开会协调，将积压十多年的问题解决了。离开官和乡时，他兜里还揣着一千多块钱的药发票。知情的同志都说：“祖培呀，你把你药发票报了吧！”但他带着笑，却摇着头，没有报过一分医药费。

    儿子、兄长、丈夫、父亲四种身份均“失职”的高尚

    杨祖培与朋友、同事偶而也会聊起家务事，他常说：“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家人。”

    2004年“十一”黄金周前，第六届梵净山国际旅游节暨资源推介会在江口设置主会场，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政府办责无旁贷，杨祖培责无旁贷。恰好这时，杨主任七十多岁的老父亲不幸病倒。其实，老父亲早就病魔缠身，但为不影响祖培同志的工作，老父亲硬是一声不吭。秋收后，在一次翻犁老板田时，老父亲支撑不住，倒在田里，挣扎着爬回家，一病不起，躺在床上，三天三夜水米未进。年逾古稀的老母亲眼看老伴不行了，步行三十多里山路来到民和街上，给当主任的儿子挂了电话，说：“祖培啊，你这两天得回来不。”当时，杨主任正在铜仁开会，接到电话，就只说了一句：“妈，我开会。”老母亲听说不得空，就挂了电话。挂了电话后，杨祖培想：母亲从来没给自己打过电话，莫不是家中有事，等空了还是得回家看一趟。但他哪里等得到空时间，这一摆又是好几天。后来，老父亲实在撑不住了，弥留之际，才叫杨祖培的弟弟打电话给他，等他赶回去的时候，老父亲已经人事不知。面对老父亲渐渐散去的目光，逐渐冰凉的身体，祖培同志不禁潸然泪下：“爹啊，我生不能服侍你一天，死不能为你送行啊！”

    面对父亲冰凉的棺木，杨祖培觉得实在欠父亲太多了。父亲本是民办教师，在杨祖培还在民和区任组织委员时，父亲可以民转公，但是，他考虑得更多的是别人，硬是叫教办没有报自己父亲的名字。父亲年纪大了，辞了民办教师，当时很多人劝他叫他的几个弟弟去代课。杨祖培家有五弟兄，他是老大，四个兄弟有一个高中毕业，两个初中毕业，安排代课应是举手之劳，也没有任何闲话，但他硬是顶着不办。现在，几个兄弟都还在家务农。

    杨祖培的爱人——毕大姐。祖培还在民和任组织委员时，别人就说：祖培啊，你找个地方将小毕的工作解决了吧！但杨祖培同志一口回绝。在官和、在坝盘，政府食堂都没人煮饭，别人劝他将爱人安排到食堂工作，但他想到还有很多干部的家属没有工作，都拒绝了。在他担任人事局局长期间，教育部门调进一批工勤人员，毕大姐非常想调入教育部门，找个稳定的工作，但杨祖培说：“如果我不在人事局局长位子上，你咋个都可以，但我在这个位子，你就别想从我手中签字。”说到自己的父亲，他大女儿说，莫说我妈的事，就我们也是“不理不管”。是呀，两个女儿出生自今从来没有享受到过父亲的“特殊待遇”。去年，大女儿高考，他也没像其他家长那样帮女儿参考填自愿和培考。

    按人之常情，作为儿子在父母身边尽孝，作为兄长，为兄弟谋个铁饭碗，作为丈夫，为妻子找个好工作，作为父亲，为子女谋个好前程，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杨祖培就是这样一个公而忘私的人。他记得办公室每个同志的生日，却从未回去给自己老逾古稀的二老祝过寿；办公室同志每个家中有大事小事，他都到场帮忙料理，但自己的奶奶去世的时候，他都未能回家。他记得每个县长办公室的水换了没有，桌子抹过没有，卫生打扫没有，却不知道自己家中的米缸里还有没有米。毕大姐经常开玩笑，“你们杨主任是个呆子。”但是，就是这个“呆子”，方显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傲然正气，方显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卫建和 刘泽汉 何兴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