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苗族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威宁的苗族语言，系滇东北次方言。这片区域(包括云南、四川、贵州的部分县)，约达20多万人。在威宁万多苗族人口中，多数居于边远、高寒山区，离县城较远，多数一直以本民族语言作为交际的主要工具。他们都有着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由于历史原因，文字失传，苗族老先生张约翰等为了进一步使后代人了解历史和了解悠久的民族文化，他不惜一切代价，创制了苗族语言文字；“曩时笔者曾受教于伊，他并举例证明，将花衣裙之花纹及日常生活用具告于余，讲明数种花纹之类别，并谓此乃吾苗族昔时所用以记载事物之字也。”古时苗族书画的传说，有苗族文字的见解，并说苗族古时的文字记载于《毕鸡蛮志》书里。加之苗族故事中传说：过去则戛老有弟兄两个，哥哥名叫高度查地奥，弟弟名叫连地无在少。他们知识渊博，能读能写，他能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测量天地，以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虎、兔、龙来记一年中的十二个月，并划一年为四季，一季为三个月。同时，又推算出了三年为一润的历法。从王明基、杨荣新二位老先生整理记录下来的资料中记载符号是：

    同时，在婆布罢时，她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娥赞。这个小孩后来长成一个聪明美丽的姑娘。苗族古歌是这样描述的：婆布罢把女儿抱在怀里，教她读认字，娥赞拿来三块石板，写上世界万物的名称，娥赞善于绘画，她画了自己两张像交给丈夫挂在犁地的两边，以便丈夫梨地时无论往哪边犁都能看到自己。娥赞用的符号是：

    以上符号是杨、王二位老先生整理苗族古歌时记下来的，其中一些符号在大方县志上也有记载，“盖无书可稽也。兹得法教士费亚氏《法苗文法》一书谨节录之。”
    再则，苗族花衣花裙上的符号：
    花裙上的符号：
    花衣上的符号：
    可以看出以上两种符号都无不留下古时苗族文字符号的痕迹。
    一九0五年创制的苗文及其变革：基督教传人滇东北苗族地区后，为了便于传教，英国传教土柏格理和汉族传道员李司提汉，访问苗族老人张约翰等人，他们学会苗语后，同苗族老人们一道研究创制了老苗文。据王、杨二老说：他们查看了花衣花裙上的花纹和娥赞时的符号后，模纺创制了一些符合实际的符号，如：
    花衣花纹：
    纺制符号：
    娥赞时用的符号：
    纺　制　符　号：
    一九Ｏ六年张约翰到云南武定传教时，又与澳籍传教土郭秀峰研究创制了较完整的符号，其中声母二十一个，韵母十四个(后两个符号是以后才添上去的)。
    声母：
    韵母：
    上述符号，笔者认为老苗文的创制是以拉丁字母为主，是以苗族正事的古老苗文符号为辅创造出来的文字，在拼读法上，柏格理起到了主导作用。
    一九三二年，为进一步发展继承苗族文字，此时，又以教会重新翻译《新约全书》笔译者杨洪新，杨荣辉、王时基、张鸿猷等进一步的思索、研究，在声母上添了“c”代鼻音。
    通过这次改革，使老苗文有了进一步完善，他们用了三年时间，在昭通译出《新约全书》，并由杨荣新先生带着译稿去上海圣书公会出版。现在只要查看当今教会用的《》，就能观其文字的全貌了。
    一九四九年，名门坎中小学教师韩绍纲、杨忠德、张友伦、王明基、杨荣新等人又重新在文字上作了一次改革。
    (1)以“·”代表浊音“‘”代表浊送气音。
    (2)以∽ωemзρ代表声调符号(第一调、高高音不标符号)。
    (3)写法依声母、韵母、调号的次序、韵母调号统一写在声母的右下角。
    (4)添 作声母。
    写法如，老苗文：

    现在苗文：Raot niob syuk hnub dax
            　Raot byut syuk hnub deuf
    当时，石门坎苗族同胞，多数人不懂汉语，不能读书，更不能读、念经文，为了适应教会的发展和继承传教人才的需要，柏格理专门从汉族地区聘一些汉族知识分子，来石门坎任教，培养人，学会苗语文后，逐渐在我县苗族聚居地区推行普及，达到了高潮，多数苗族老人中年男女都能用苗族文字朗诵赞美诗和念圣经。有的苗族同胞还用苗文来记事、写信、作诗、翻译古歌、故事、谚语等，成了本民族语言文字，作为交际的主要工具。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局限着苗族同胞们的视野，妨碍着他们与外界的接触，后而影响着民族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根据苗族人民的意愿，在语言学专家和民族工作者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一九五六年对老苗文进行了改革，以拉丁字母为拼音的苗文，随后在我县苗族聚居地区进行了试点工作。60年代初，正当这项工作蓬勃开展的时候，由于受“左”的冲击而被迫妖折中断。历史再一次表明，无视苗族地区的语隔阂，忽视民族语方的社会交际功能和民族文字对本民族儿童的启蒙教育的作用。并强行搞“一刀切”的语言直接过度，严重地阻碍着苗族语言文字进步和科学文化的提高。此事显得在教育方面更为突出。苗儿童从小就讲的是苗语，他们进学校后，虽然开始学汉文，而实际上的置身于本民族的语环境之中，致使母语思维与汉语文的学习不能适应，这就造成苗族学生小学“三率”长期以来比其他民族低下的主要原因。据1985年调查，全县高中在校生总数1437人，其中苗族35人，占苗族人口总数的0.7%：全县师生总数413人，其中苗族6人，占苗族人口总数的0.15%初中、小学更为突出，显得较低。由于小学阶段的学习不良，离校后，不几年又回声复盲。
    全县苗族聚居地区17个乡，杂散居地区26个乡，1万每户，6万多人，初步预测：有三分之一的苗族群众不懂汉语文，如：过去有名盛旺的苗族文化中心石门坎地区的调查此例是：
    懂说汉语的，占苗族总人口数的50%
    半懂汉语的，占苗族总人口数的30%
    一点不懂汉语的，占苗族总人口数的20%
    以上比例说明过去这个文化中心地区文化还是落后，我们必须坚持促进苗族地区的文字推广和民族教育的发展繁荣所在，充分说明苗族语文的重要性和它的意义。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九八0年十二月第三次全国民族语言文化科学讨论会后，威宁县民委拟写了苗语文推行培训班的请示报告，请示县委、政府同意。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分建立苗族文字推行领导小组，组长由县委副书记朱佳仁当任，副组长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本仁当任。成员：杨忠德，杨全忠、王秉文、王正尧、杨忠信为领导成员。并推选出杨忠德、朱晓光、朱明道等为创制语文编写小组，他们编写工作不到三个月第一本看图识字和第一册课本已全用蜡笔钢板刻印出版共550本，两本合计1100名本，歌曲编印一本50多本。
     由于条件成熟，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一九八一年底——一九八二年初，先后举办了两期苗语文培训班，每期一个月，每班学员50—70人，两期合计140人。参加培训人员，主要是农村民办小学和聚居地区的公办小学苗族教师，也有苗族聚居村寨的初高中毕业农民，并特邀请过参加培训。同时，为了滇东北苗族次方言的语言文字的推广，特邀请云南省彝良县、大关县、永善县、昭通、镇雄县、寻甸县、安宁县、洛南县；贵州省有织金县、紫云县、赫章县等苗族老师来光临指导。
     通过培训，由这些同志为骨干，他们返校和回到农村后，明确任务，采取多层次，多渠道的培训苗文教师。仅于一九八二年署、寒假期间，农村掀起举办了6期苗文培训班，参加培训的人员达420人。由于各级党政领导重视苗语文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好的，从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中发展普及占63个苗文点，参加读苗文的男女中青少年占6400多人，占苗族总人口数的1.25%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办起苗文业余夜校51个点，参加读苗文男女中青少年达2400多人，占苗族总人口数的0.66%；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以来，由于重现不够，资金短缺，课本奇缺的原因，下降为42个点，据统计才有2000多人，占苗族总人口数的0.38%。一九八八年——八九年中农村业余在校几乎垮了。同时，双语进校的2个点(一个是凌飞河小学，一个是龙街镇大寨小学)，现在只有大寨小学这个点长期保持两个班，100多学生。从一九八三年进校以来已经七年多了，每年只上两个班的苗文课，主要学生对象是三年级和四年级，对考查验收的结果：从这两个班中的苗族学生成绩来看，较好的还是四年级这个班，平均分数达60——70%以上的及格率；三年级这个班平均分数达50——60%。汉语文的成绩；四年级平均分数达70——80%；三年级班汉文平均分数达60%——70%。从开办苗文课与原来的办苗文课时提高了入学率和升学率的各占40%至50%。这说明双语文进校的优越性和现实性。所取得的这点成绩，但毕竟是唯数很少的。
     (二)文字价值和功能
     实践证明，苗语作为苗族人民的第一语言和记录了这种语言的文字符号，是我县苗族人民进行启蒙教育，开发智力，提高科学文化素质，促进本民族发展繁荣最有效的工具。它在苗族群众中，显示了在不懂汉语的苗族地区，为汉语文所不可代替的特有功能。他们学好、记好、用好、写好这些苗文，都是采用拉丁字母创制拼音出来的文字，这就使得苗族本身具有鲜明的先进性，科学性与实用性。我们在试行这几年中，群众普遍认为这套文字容易学、容易懂、容易记、学得快、用得上，进而有利于充分开发苗族儿童的智力；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普及初等教育。同时，有利于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在许多史诗和古歌中，颇有艺术价值和浓厚的民族特色，它能够搜集整理本民族的文化遗产遗存给后代，并又能给专家、学者们提供了第一个宝贵资料。同时，它还有利于农村群众的交际来往。过去苗族聚居地区，群众除了口语对歌和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以外，用文字表达、交流思想感情、相互交流、书信来往、写歌谱曲，成了人们日常交际的工具。
     (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苗族文字怎么办?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具体条件，苗族文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上，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和加以解决。
     第一，语文字的选择问题。由于苗族文字有三种文字，为老文字、新文字，还有一种从老文字中又添改出一种新文字，所以比较复杂，还未选择规范，没得到统一。但现在还有一半多苗族人民至今还没有全面的科学地解决语言文字的选择向题。(一)文字的民族除使用本民族语言外，还有换用、兼用其他民族语言的复杂情况；(二)有文字的民族有兼用其他民族语言，并用多种语言，方言分歧大和使用多种文字的复杂性，都有存在选择问题。过去宁取“一刀切”的简单解决办法，或者选择民族语言及选择汉语文，都不利于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
     第二，双语教学问题。特别苗族语文与汉语文的关系问题。根据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苗族语言与汉族语言的双语教学是不可避免的。实践证明，双语数学不仅体现语言平等政策，而且是苗族教育的重要手段，以往常偏重于汉语文教学，而忽视苗族语言文字的教学。目前苗族聚居地区虽然已经办了一些双语教学，但在苗族语文和汉语文教学的比例上依然存在着偏重汉语文的倾向，常常把苗族语文放在学习汉语文的“拐棍”上。如若不尊重母语的职能作用，同样不利于苗族文字的使用和发展。
     第三，语言规划和立法的问题。民族地区语言的规划和立法，是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原则，充分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权利，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措施。语言立法成为自治法的单项法规和自治地方的一项重要自治条例。为了民族语言文字的繁荣发展，各民族的语言交流和族际共同语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大部分民族地区，特别是多民族文字的地区，语言的规划和立地工作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待今后加以开展。
     (四)如何加强民族语言文字研究问题
     对民族语文工作出现了种种问题，重要原因之一是民族语文的研究落后于民族语文的工作实际。具体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过去主要限于语言结构本身的研究，而对语言功能以及制约语言发展的社会因素重视不够，这些年来，这方面已有发展，在实际工作中提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民族语文的使用和发展，除了受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制约外，还受哪些因素影响?看来，民族心理、民族感情、民族语观念、社会因素、文化特征等因素都不可忽视。
     2、对民族语言政策、理论研究不够。民族语言文政策是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就有的民族理论政策专着和论文，讲的民族语文政策太少了，从中央至地方，都还未形成一支强有力的民族语文理论队伍。所以，民族语文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在理论和政策上得不到回答，看来，民族语言工作出现的反复与我们理论工作不发达有关。对造就一支民族语文理论队伍，是今后我们必须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3、我们要从宏观和微观上来认识语言是否可有可无。从宏观上来说：要把某一具体语言放人诸语言的关系中去认识，因为苗族是我国不可缺少的一个悠久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离不开语言之间的关系。语言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研究民族语言的地位，研究语言之间的互相影响，功能上的互相制约，语言的兼用，语言的转用，要把语言这个字放在一个语言群众去研究，联系社会各个方面去研究；从微观上来看，要深人人们的心理，大脑，从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等各个方面的角度去认识语言。必须打开思想境界，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如果死守一个角落，是不容易看准问题的实质。
     4、建议上级恢复成立语委，上下有腿，便于开展民族语言工作。在开展民族语文工作中，多编写一些苗族文字刊物和读物供给读者们的需求。同时，有利于搞活文字，体现了民族文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体现了民族文字的平等。
     同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一步明确在不通汉语的苗族聚居地区，推行苗文。并健全机构，加强领导，真正把苗文教育纳入普及义务教育的正常轨道。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