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浙江大学西迁至贵州遵义办学，农学院迁到湄潭县城和永兴。1946年5月迁回杭州。

    浙大在湄潭办学的6年时间里，不仅对湄潭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他们所开展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在湄潭人民中也产生深刻的影响。

    浙大进步学生中成立了很多秘密组织，其中“拓荒社”是极有影响的一个秘密组织，该组织后来正式更名为“马列主义小组”，明确规定以“信仰马列主义、相信共产主义、遵守纪律、保守秘密”为加入该组织的条件。该组织的公开活动是“黑白文艺社”和“学生自治会”。主要任务是团结进步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揭露国民党的腐朽统治。

    在该组织的领导下，浙大学生开展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

    1、“倒孔运动”。1942年元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香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置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于不顾，置滞留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和知名人士于不顾，私自让其女儿孔二小姐带着洋狗和大批洋货，乘专机回重庆。

    消息传开后，西南联大和中法大学的学生首先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孔祥熙”等口号。浙大学生知道后，更是群情激愤，连夜贴出“倒孔”的标语和传单，组织示威游行。在遵义的竺可桢校长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高呼“打倒孔祥熙”，“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湄潭和永兴的浙大学生也召开声讨大会，出壁报，罢课，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国民党贪官污吏的控诉和声讨。

    这次“倒孔”运动持续了半个月，元月17日，在湄潭的浙大学生准备再次组织召开声讨大会和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元月16日晚，国民党当局指使特务在街上贴出“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当局”的标语口号，反污是浙大学生所为。17日清晨，一批军警包围南街学生宿舍，以检查为名将传单塞进学生的箱子里，于是当场逮捕了滕维藻、潘家苏两人，并立即押往遵义和重庆关押。

    事件发生后，竺可桢校长亲自出面营救被捕学生，他一面与遵义警备司令部交涉，不准对学生用刑，一面亲赴湄潭进行调查。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终于发现传单上的水渍印痕和县党部所用信封的痕迹完全一样，当场揭穿了国民党当局的栽赃陷害的卑劣行径，迫使国民党当局无罪释放了两名学生，取得了斗争的彻底胜利。

    2、组织战地服务队（后改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慰问抗日官兵。1944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侵至贵州独山，贵州形势一度紧张，贵州军民奋起抗日。为慰问抗日的官兵，浙大学生自治会作出决定，组织占时服务队（团）奔赴前线。12月初服务团一行60余人，在团长支德瑜、副团长丁敬的带领下赴贵阳的青岩、惠水一带，对驻军进行宣传和慰问。此次活动历时3个月，到1945年3月学生们才返回学校。

    3、发表“国事宣言”，揭露国民党的独裁统治。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联合政府》，深刻阐述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政策，指出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危害，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1945年5月，浙大学生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发表了《浙江大学全体学生为促进民主宪政宣言》（简称《国事宣言》）。“宣言”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严重危害。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有各党派和非党人士参加的新的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真正的为人民办事的新政府。“宣言”发表后，得到西南联大、武大、燕大等高校的纷纷响应，在全国大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4、大力宣传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全国军民无不欢欣鼓舞，到处敲锣打鼓，庆祝这个用鲜血换来的伟大胜利。处在大后方的浙大师生也无不为之感动，到处奔走相告，整个校园一片欢声笑语。为把这一伟大的胜利告诉人民，学生自治会又组织了60多人的宣传队上街，到城郊、永兴、黄家坝等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鼓励广大人民群众搞好生产，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并对抗战负伤的指战员进行慰问。

    5、声援昆明“一二·一惨案”。1945年12月1日，昆明军警镇压学生运动，造成流血惨案。消息传来，浙大学生怒不可遏，对国民党残暴罪行痛心疾首，立即出版“新潮”壁报专刊，揭露“一二·一惨案”的真相，愤怒声讨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为哀悼在惨案中遇难的同学，全体学生决定素食一天，将节余的伙食费寄往昆明。

（游盛忠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