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没有想到，平讼摩崖对于我来说是那么的陌生却又那么的亲切。

    我真的没有想到，曾经对我显得那么遥远那么讳莫如深的平讼摩崖，原本就触手可及。

    平讼摩崖就在我的家乡，镌刻在猛舟渡河谷的那耸入云霄苍鹰回翔的崖壁上。这壁昭示着岁月沧桑的摩崖刊刻于明朝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总共1076字，字大如桃核，讫今已有370余年的历史，经年的风雨侵蚀，岩石风化，但绝大部分文字尚能辨认。所记内容详述了明万历年间三岔河一带汉彝两族百姓为争夺田地发生械斗出了人命，地方官吏受贿白银300两，致使这一案件久拖10年迟迟未决，后由贵州按察院了结这场人命官司。平讼摩崖现已被列入贵州省重点保护文物之一。但令我十分惊奇的是，我从小生于斯、长于斯，却实在不知道三岔河边上有这么一处史迹。多少年来，一些热心于考证文物史迹的学者本着对祖先和后代负责的态度，从遥远的城市走进这片幽深而又曾经充满着血腥味的河谷里，在平讼摩崖前喟叹流连，把它作为史迹研究，然后又踏着沉重的脚步悄然离去。而我却丝毫没有从众多学者在山道上留下驳杂的足迹中感觉到原本沉寂封闭的河谷深处，居然负载过这样一段沉重血腥的历史，平讼摩崖对于我来说成了一个神秘的阻隔。

    有关三岔河边上的历史变迁，我翻看过县志，县志上记载的只是极其简略的一部分，但这也是极不得已的事，毕竟猛舟渡河谷就那么闭塞偏远，莽苍深处，关山重阻，交通不便，别说明清的地方官员，就是那些常年在驿道上快马轻鞭往来穿梭的差役捕快，恐怕也极难来到这里。

    从平讼摩崖所记述的情况看，当时的沙铺族群和张绳族群原先是划江而耕的。大概是因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的深层文化心态的缘由，于是，我们便可以设想，这两个因洪水泛滥由蜀入滇以及以军屯、民屯、商屯三种形式来到古夜郎国土地上的民族，被历史的狂风烟尘卷裹在一起，他们便在这种封闭的环境里经常互相设防、敌视，他们暗暗选定了自己的族长，订立了议事制度，眼睛一刻也不眨地盯着自己的田土地界，生怕被他人占为己有。

    终于，有一天，他们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一夜间醒来，他们发现在他们的田土地界上，已涌来了成群的人和牛羊，外来者肆无忌惮地在上面大声吆喝，恳田植树，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这怎么能行呢？被占领的一方震怒了。他们想起了祖辈从战乱中来到这个地方的情景；炎炎的烈日，遍地的荆棘，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锄头和一片片在长满了硬茧的大手挥舞下开辟出来的土地……在他们的心里，稻谷来源于土地，稻谷就是母亲的奶汁，如今将被别人占据，他们哪里肯舍去。于是，族长大手一挥，一群火气冲天的人便扬起木棍锄头冲了过来，双方一阵激烈的唇枪舌战后，一场惨烈的械斗就在红日照耀下的深沟大壑中发生了，到处是挥舞的木棍锄头，到处是骚乱的人群，喊打声山回壁应。当日暮西山红霞浸染的时候，械斗才告一段落，河谷里躺下了尸体，鲜血染红了地界。

    这场因为土地而发生的械斗后来又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人命官司。如果我们稍微向这个时候的明史投去一瞥，它的悲剧色彩已越来越浓了。其时的大明王朝已千门深锁、细柳空绿，日渐趋向颓败了，不通庶务的朱翊钧皇帝躲进深宫，不理朝政，却聚敛了大量的珠宝和黄金白银，以仰躺龙床抽鸦片为最大乐事。边塞狼烟冲天，盗贼蜂起，他也不管。老百姓口头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那已露衰败之兆的明代的许多地方官吏都是些什么货色也就不用猜测了。被占了田土丧了人命一方在拼命地告状，请求官府严惩凶犯，恢复被占田土。他们成群结队地顶香长跪在长官司的红漆大门前，齐声喊冤。可憨厚的农民想得似乎过于天真，明太祖巧施心计的安抚政策带有许多漏洞，他们精心炮制的土司政策具有独立于官府的司法权，在它那层楼相叠雕梁画栋的长官司大堂里，不仅可以设衙门、牢房，还可以设置公堂，随意对人拘捕审讯，这些府堂里哪有正气？地方官吏更多是些混混儿郎。更何况，逾江占地杀死人命一方为了打赢官司，便把自己用汗水攒下的积蓄一个劲地往官吏的长袍里塞，那么这场人命官司久拖不决也就不足为奇了。告状的族群每到长官司大堂，不是碰着紧闭的红漆大门或走卒健仆的棒喝，就是长官司大人坐在轩敞壮丽的大堂上，捋着胡须拖声摇气地训斥推托：“你们的事我哪管得了，想告状，找州府去。”红漆大门随后“砰”地关闭。

    事情最终还是得由按察院来了结，其中涉及这一判决案件的有贵阳府明府推官张宗庆，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尧臣，安顺府明府推官蔡邦儒。也许这些地方官员或多或少懂得为政守国之道在于修德安民的道理，细察详情之后即于万历三十八年二月十四日以“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的名义下了判决，并差贵州卫经历孟时宣，督修委官慰司汉把蔡时相、督工群委阿总等人于四十一年九月初一把该判文刻于猛舟渡河谷崖壁上。这壁摩崖碑文除详表此案细末外，还专门对划江而守作了勘定，其中就写了这么一段：

    现断沙铺以江左水平为界，不许越江右而争张绳土宇。张绳以江右谷歪指补塘为界，不许越江右而占沙铺田地。徜日后首祸在沙铺该慰当有法治其命，发难于张绳，仰安顺府亦不得辞其责重泰奈容徇庇。仍仰建石碑于渡口永为遵守等，因备案蒙此，除具遵依呈报给贴二些遵照及移会二府官员，前逾勘定江界会立石碑今，后为此合行刊不遵守沙铺死绳务宜将遵宪断安分守法照界管理不得越江争占。倘若再违令生端自取道德有。本司定不徇庇，毋贻后悔者……

    于是，平讼摩崖得以在这片寂寞的荒山深谷中诞生，向后人讲述岁月的变迁和历史的沉重。

    躲开了喧闹和驳杂的平讼摩崖，在今天人们眼里，已成了一处人文景观，它把复杂的政治背景、宗教观念和民族心态转为一壁碑文，给大自然赋予了一种丰厚的文化内涵。但当我们仰望摩崖静下心来细想这一“划江而守”的始末，恐怕这里面还大有文章可作。这种思考可不是那种单纯地把农民的无知、愚昧和血缘的狭隘观念大贬特贬随意注释的一元论。民以食为天，而食来源于土，没有谁对土地的感情像农民那样来得亲切深厚，也没有谁对土地的理解像农民那样的朴实。他们除了长年累月反复捣腾脚下这块土外，看不出他们除了填饱肚子以外还有什么太高的要求。先圣老子倡导无为而治，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土地和农民面前，这位才气熏天的圣人仍旧仰起他高贵的头颅，独立不群。有时对土地和农民的理解往往需要用亡国的代价才能换取。当年那位落魄的亡国之君在四野漫卷的烟尘中驱车落荒而逃，在大地张裂青烟升腾的田畴里，瘦骨嶙峋的老农捧给这位君王的不是米饭而是一砣干硬的黄土，国君恼怒扬剑之余终于又放下龙剑，仰天长叹之后忽又掉头驱车逃进漫天的烟尘中。所幸的是他终于在国破家亡之时明白了一个万劫不摧的事实：珍惜人民的实质就是珍惜土地。如果农民已在土地上刀来剑往、杀声震天，片云可以致雨，则社稷安在，圣主贤臣又何处寻觅？藉此，就不能把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欲看成是祸端，真正的祸端在于这种旧的政权体制。它往往给农民埋藏下了一种凶兆，农民的有粟无食风荡云摧皆为此所役。试想，如果明代的帝王们不是禁锁深宫聚敛财物歌舞升平，而是像“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民富国强，平讼摩崖又何以能诞生？不论是夏代的“稷”官还是商代的“藉官”，也不论是周代的“六官”还是隋唐的“户部尚书”，不仅建立了一个体系严密的土地管理行政系统，而且还制定了若干土地管理的裁决与处罚办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伴随着土地利用的土地管理，却一步步倒退了，更令人深思的是，一桩发生在区区小地的命案，本来在长官司的厢房里就可以解决的，何以要拖延那么长的时间，又何以要层层牵动，从长官司大堂到州到府直到声势显赫的贵阳？最终还得把张宗庆搬来事情才得以了结？这说明了明王朝的法制和地方政府机构的设置带有多大的痼疾和危险性。

    由平讼摩崖，我想起了天柱凤城北门外紫云桥头悬崖上字迹清晰笔锋遒劲的两个摩文，此文及明万历年间天柱守御千户所吏目朱仰津所题。他算是功德无量之人，在任守御千户所吏目和天柱知县期间，百废待兴，他励精图治，清正廉洁，爱民如子，为民解忧，创建书院学堂，教诲天柱子弟，修墙补路，还解下自己的银带修建“宝带桥”；清理田户，编制里甲，建镇立市，移风易俗，尊贤爱士，网络人才，到处遍访民间疾苦，政绩斐然。其德行惠及四乡八邻，令百姓感恩不尽，为其建词塑像，长年四季供奉祭祀。后抑津知县赴吏部述职，天柱百姓依依不舍，夹道相送，一路缓缓而行，一片挽留之声，有的甚至还在抑津知县的轿下长跪不起，其情其景何其感人。这类清官在大明王朝是不多见的，这种“为政以德，譬若星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清明之治，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平讼摩崖给我的启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颇令人沉思的问题。从明万历年间到现在，也不过370多年，为什么本地方却极少有人知道有这么一处史迹？为什么在众多民间故事和说文学唱中居民找不到昔日“划江而守”的半点影子？是不是两个从血腹中走来的族群在经历了十年拉锯般的争斗中各自似乎都明白了什么，这种历史情节和民族情节，复杂而又简单，深刻而又朴素，从西汉的六祖分支到勿阿纳入黔，从明太祖平滇灭元，农民已经不起太多的灾难，更何况还有持续的水灾和旱灾。他们不再把划江而守的事昭示于后人，而是把它藏在心底直至死去？从而使平讼摩崖变得越来越孤独，岁月悠悠，荒草凄迷，始终对后人深藏不露，那一段划江而守的历史被岁月的风雨消解得无影无踪，以至于300年前的这段历史烟尘消失殆尽。一代代子民踏着荆棘和乱石从崖壁下去过，平讼摩崖竟然孤独可怜得没有准向它看上一眼，哪怕是稍微的一瞥？

    而现在，或许需要我们凭吊摩崖之时，一次次仰头望壁，低头思索，寻找历史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