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金的“食米斗争”，是中共织金工委在抗战期间组织领导的诸多斗争中最为重要的一次。这次斗争，对于唤醒和团结全县民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这次“食米斗争”，起因于1941年冬，当时由于物价上涨，省教育厅为了缓解教师的生活困难，规定每名小学教师每月补助大米、食盐各1斤，以改善其生活。可是，织金的这笔补贴并没有发到教师手中，而是被县政府的官员们私吞了。当时，织金县的小学教师曾几次选派代表向县政府询问，县政府教育科科长张君儒却说是补贴政府公务员的，小学教师没有。对此，小学教师们极为愤慨，大家议论纷纷。县工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为组织师生员工揭露此事，给织金反动当局当头一棒，无疑是一次开展斗争团结群众的极好机会。于是县工委立即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决定支持教师向国民党织金县政府争大米、争食盐。

    为此，县工委发动组织城区四所小学部分教师在鱼山上的寺庙内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具体对策，最后决定先组织起来向县政府请愿，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实行罢教、罢课，并推举出王石安(时任女子小学校长)、方献祥(时任小学教师)、张宗玉等8名代表，之后代表们先后多次找张君儒请求解决此事，但张以请示县政府为由进行拖延，一直没有结果。最后，代表们不得不组织发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并率领城区四所小学的教师和学生100多人，前往张君儒家找张评理。其时，张君儒正与县政府科长丁伯常、秘书徐应辉、田粮处长孙正刚等打麻将赌博，教师们看到后更加义愤填膺，8名代表动手抓了他们的麻将。在教师、学生们的支持下，代表们推搡着张君儒等人上街，高喊“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活”、“打倒赌头、赌棍不法科长张君儒!”、“坚决反对对小学教师们的不平等待遇”等口号，前往县政府找县长王佐及正在织金视察的国民党毕节行署专员廖兴序评理，要求惩办赌徒，发给教师应该享有的大米食盐补贴。在教师、学生、群众的强大声势下，织金县政府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作出处理。他们贴出告示，声称“本县政府凡参与赌博的科长、秘书、田粮处长等，一律撤职留任，如下次再犯，定严加惩办”，同时，如数补发了教师的大米、食盐补贴。县工委组织领导的这次“食米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给国民党织金当局予以沉重的打击，鼓舞了全县人民的斗志。

    “食米斗争”取得胜利后，县工委及时召开会议进行总结。大家意识到，此次斗争虽然取得胜利，但国民党当局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要提高警惕。果然不出所料，在偏僻的织金县城发生百余人游行、请愿事件，使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罗织各种罪名，欲将参加这次斗争的组织领导者置之死地而后快。1942年2月24日上午，织金国民党当局经过阴谋策划后决定发出密令在各地搜捕“可疑”人员，进行反动的镇压。其间县长王佐以己之名，派人“邀请”王石安到县政府，想从王石安身上开刀，打开缺口，顺藤摸瓜，捉拿共产党人。王石安感到情况不妙，当跟着来请之人走到县政府会计室时，就乘其不备，机智地越墙逃走。王佐等人的阴谋未能得逞，他们立即出动军警，实行全城戒严，挨家搜查，结果一无所获。王石安当天躲在县城城隍庙谢家楼上，待到夜深人静后，用布吊出城外，逃到水城等地暂避。

    织金县工委通过“内线”得知详情后，鉴于形势的严峻，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锋芒，保存革命力量，经请示上级后立即作出决定，将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迅速疏散隐蔽以免被捕。方献祥先后远避本县的熊家场及普定魏基屯、四川泸州等地；黄典伍等人随后也下乡避风。

    不久，转移到外地活动的县工委书记方献祥通过秘信向在织金隐蔽下来的赵百川谈了自己离开织金后到外地活动的情况。赵百川接信后，及时派人通知在乡下的黄典伍等人秘密回城开会，研究下步工作。最后决定，在方献祥未回织金之前，县工委全面工作暂由赵百川同志代理。同时，县工委加强了对各支部的领导，部署各支部秘密清理原有党组织关系，慎重而又大胆地个别发展党员，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之后，党在织金的革命活动，进入较为隐蔽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