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文尔雅的胡祖六博士举手投足之间甚至还带着些许羞涩，但这丝毫也没有妨碍他以直率的理论勇气对贵州所面临的问题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
贵州瑞士比较论
胡博士原籍湖南，１９７８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赴美留学，曾任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现任世界著名投资银行高盛（亚洲）总经理。
来贵州考察之前，胡祖六在纽约出席了一次关于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研讨会。那次会上，有学者就一些欠发达国家在地理上的劣势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地理决定命运。
如果把贵州经济发展的滞后与贵州在地理上的“三不沿”（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联系起来看，这个观点很容易引起大多数贵州人共鸣。然而，胡祖六却对此不以为然。
他认为，如果把中国版图上的贵州与欧洲版图上的瑞士作一个比较，二者在地理上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都偏处内陆，且境内又多崇山峻岭。一百多年前，瑞士比周边国家都要穷，如同今天的贵州比周边省区都穷一样。但瑞士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地跃入了富裕社会。瑞士能对地理决定命运的论调说“不”，那么，贵州能否成为“东方的瑞士”？
在瑞士的所有努力中，胡祖六最为欣赏的就是把旅游业做大。他强调，对欠发达国家而言，这一项投入很少，回报却很高，容易形成原始积累，且不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贵州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在他看来，把旅游业做大应该是贵州加快经济发展的一条捷径。瑞士做大旅游业，在比较优势也不如周边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突出，但瑞士仍然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贵州也应该形成自己的特色，什么是贵州的特色，要靠市场来告诉贵州，要通过竞争来形成。
对贵州最好的，也就是对中国最好的
众所周知，除旅游资源而外，贵州的能源、矿产资源也极为丰富，且二者就近组合分布，为高耗能的矿产资源加工产业全面勃兴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有学者提出，整个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要求贵州必须在基础原材料工业领域里做出更大的贡献。相应，中央对贵州的扶持，也主要着眼于此。
然而，不要说加大基础原料工业的比重可能会带来的污染问题，即使是简单意义上的加大对能源、矿产开采的规模，也可能会对贵州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而这显然给贵州做大旅游业的努力设置了巨大的障碍。
胡祖六注意到了贵州在加快经济发展方面可能会遇到的这种两难境地。从纯粹的经济学立场出发，他认为在加快贵州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对贵州最好的，也就是对中国最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贵州应该视自己为一个主体来把握自己的优势，寻找自己的特色。在大开发的同时，应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要知道，良好的生态环境、洁净的蓝天绿水和原生的民族文化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这其中，胡祖六强调了开放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贵州需要中央的扶持，但关键还取决于自身的开放程度。开放不仅要针对国外，还要重视对周边省区的开放。另外，在对国外开放的宣传问题上，要能被人家的文化所接受。
让教育成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地区间存在着差异应该是合理的。胡祖六认为，尽管目前贵州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注：这是胡祖六用自己的计算方式得出的结论），但这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看过日本导演黑泽明电影的人都会有印象，日本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仍很穷，但日本只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就步入富裕社会。如果贵州能做得更好，所花的时间可能还用不了一代人。
这其中，人的教育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对于加快经济发展而言，人力资本才是真正起决定性的因素。他仍然举瑞士为例，哪怕是在冰雪覆盖的高山之巅，哪怕是只有一个孩子，也会有一所学校。教育是瑞士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他认为，把教育看成是一种消费支出是荒唐可笑的。即使在二战后的一片废墟中，德国、日本仍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投入超前的财力、物力、人力，最终为两国的迅速崛起蓄积了宝贵的人力资本。可以说，投资教育的回报率是任何产业都无法比拟的。
胡祖六说，一些发展中国家往往把宝贵的资本投入诸如修建水坝等庞大的工程计划中，却舍不得拿钱出来让孩子读书。如果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是因为家里穷的缘故，那么，政府就应该想方设法为他们筹这笔钱。如果政府在这方面没有投资意识，胡祖六引用了居里夫人的一句话，穷人得不到教育，就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贵州等西部地区千万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他高兴地注意到，在贵州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规划中，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被列为重要内容。胡祖六认为，贵州应该特别重视妇女的教育问题，一个受教育的母亲对社会的贡献远比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母亲要大，因为她能影响她的下一代。（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