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贵州频道4月11日电（记者周之江）美国哈佛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萧庆伦日前对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提出建议，认为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医疗保障政策取向应区别于中高收入的农村地区，必须建立深入到村一级的医疗和卫生体系，同时要有社会尤其是政府的组织，避免把医疗当成纯粹的盈利途径，且政府必须改变传统的拨款模式。

    １９８１年起，萧庆伦即开始长期研究中国的公共卫生情况。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６年，他在贵州省开阳县冯三镇及陕西省镇安县铁厂镇、张家乡，实施了为期３年的"农村互助医疗保险"试点研究，探讨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的可行路径。

    目前，冯三镇的试点模式得到卫生部专家的首肯，在贵阳市出台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实施方案中，也纳入了其"管办分离、农民参与管理、保大病兼顾小病"等内容。贵阳市副市长杨哲慧评价说，相对于国家主推的新型合作医疗模式，"冯三模式"在农村医疗机构建设、医药分离改革、简化就诊程序、控制逆选择问题等方面都有所创新。

    萧庆伦指出，中国农村卫生问题的解决不能一刀切，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应该纳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可以向城市职工的医疗保障制度逐步过度甚至结合；中等收入地区的农村，其主要特点是缺医不少药，应该引导开展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而在西部低收入的贫困地区，供方（指医疗机构）缺医又少药，需方（指农民）则是"小病养，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其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和政策取向应区别于中高收入的农村地区。

    萧庆伦认为，在西部地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应遵循这样一些原则：

    政府应设法改变当前的财政拨款模式，建立正当的竞争机制，换言之，政府的支持应该主要提供给需方，而不是提供给供方。现在，政府的卫生拨款全部提供给供方，即各级卫生机构，最后的一点剩余给了乡镇卫生院，供方用政府的钱主要用于养人，而不是提供服务。这仍然是国营企业的思路，效率不会很高，对老百姓的服务态度不会太好。国家财政供养人员一大批，人浮于事，并没有真正提供足够的医疗服务。政府应把卫生拨款的大部分转移到需方，集中使用，账目公开，农民监管。现实操作中，要从最基础的村一级开始，由农民自己因地制宜，组织医疗卫生，而不是从乡卫生院一级才开始实行。以英国的医疗模式为例，它也是用财政的力量承担老百姓的基本医疗保障，但全科医生之间还是存在竞争。

    目前，中国实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普遍做法是保大病不保小病，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保小病兼顾大病"更能把财政补助的钱用在刀口上，农民更能从中受惠。调查表明，只管大病住院，只有３％的群众受益，而且刺激了住院人数，主要受益者还是经济条件较好者，困难群众仍旧住不起院。另外，广大农民群众更需要的是常见病、多发病能够得到治疗。在冯三镇实施互助医疗试点３年来，以人为单位受益面达到６４％，住院率则降到了２．４％。

    管和办一定要分离开来，让农民参与管理和监督，不能完全靠行政方式。试点的做法是，成立独立于卫生医疗服务机构以外的合作医疗办公室，代表农民的利益，管好各级政府和农民交纳的钱，监督医疗部门因病施治，科学用药，管好处方。乡镇设立理事会、执行理事会和互助医疗管理办公室三层机构，其中２／３的理事会成员来自村级代表，各村成立互助医疗管理委员会，由村干部和村民代表组成，反映村民对互助医疗方案实施的意见，监督乡、村医疗机构的不规范行为。

    医药应分离，用投标的方式集中购药，把价格降下来，杜绝假药和过期药。陕西和贵州的试点都采取了"医药分离"的办法，药价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村医按零售价从乡卫生院购药，以零售价供给农民，不能进行任何加价和提成。第一年药价起码降下来３５％，但这会触动到卫生院和村医的利益。

    建立深入到村一级的医疗和卫生体系，而不能仅仅像现在那样只在形式上到达乡一级，同时改革村医报酬的支付方式，不要给铁饭碗，鼓励正当的竞争存在。我们的做法是，明确村医报酬由基本工资、诊疗费和奖金三部分组成。基本工资１２０元由互医办发给，诊疗费由村医在参加互助医疗的农民就诊时收取每人１元诊费和其他治疗费中获得，村医报酬还可以从未参加互助医疗的农民的诊费、药费、治疗费中获得，村医奖金根据村医工作的情况由互医办按季度发放。只给一个基本收入，可以刺激村医提供更好的服务。在当前的中国农村，村医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要充分考虑这支队伍的合理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