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贵州频道１２月２２日电（记者石新荣）“２００６中国乡村游”是国家旅游局确定的旅游宣传主题。通过政府主导进一步加强，农民参与积极性提高，相关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乡村旅游在各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和发展机遇。２００６年，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政府主导，推进乡村旅游整体发展

    据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以“２００６中国乡村游”为主题，各地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生动活泼、形式多样、游客参与、惠及农民的乡村旅游活动，受到国内外游客欢迎。今年以来，国家旅游局先后与建设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旅游小城镇发展工作会议，深入推进乡村旅游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与四川省政府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乡村旅游节”；与贵州省政府、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乡村旅游国际论坛。

    与此同时，不少省区市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制定相应的工作目标和政策措施，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逐渐形成了省、地、县、乡多层次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格局，全国乡村旅游发展呈现良好发展局面。四川、贵州、云南、北京、上海等省市，通过统筹规划，从扶持农村“农家乐”起步，推动乡村旅游向更广阔领域发展；江苏、山西、河南、河北等省，着力加强乡村旅游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浙江、湖北、西藏等省区，专门召开“农家乐”发展现场会，加强对不同类型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指导。

    据了解，北京、四川、浙江等地将政府公共服务延伸到乡村旅游，把政府引导资金的投入和各种奖励措施与乡村旅游管理规范的实施相结合，推广到村、服务到户，促进乡村旅游的规范化、特色化发展。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旅游与建设、环保、农业、林业、水利、国土、教育、工商等部门加强合作，协同推进，针对薄弱环节，有效解决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使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水平大大提高。

    －－农民参与，形成不同类型乡村游产品

    乡村旅游的根基在农村，动力在农民，只有尊重农民的意愿，依靠农民的智慧，发挥农民的积极性，才能使乡村旅游真正发展起来。如河南的重度沟村，最早有５户农民搞农家宾馆赚了钱，当地政府因势利导，出台优惠政策加以扶持，目前全村共有农家宾馆３２０多家，可同时接待１万多游客住宿就餐。在四川成都、贵州平坝天龙等一些乡村旅游发展相对成熟的地方，农民自发成立了旅游协会、农村经济联合体等行业组织，走联合发展、扩大规模的道路，促进了乡村旅游逐步向市场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

    乡村旅游研究专家、贵州教育学院教授张晓松介绍说，我国乡村旅游起步晚，发展快。目前，国内乡村旅游的产品体系模式主要包括：以绿色景观、田园风光和“住农家房，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主题的观光型乡村旅游，如北京的民俗接待户、四川的“农家乐”等；以康体疗养和健身娱乐为主题的康乐型乡村旅游；以休闲农庄或农场旅游为主，包括休闲农庄，观光果园，茶园、花园，休闲渔场，农业教育园，农业科普示范园等，体现休闲、娱乐和增长见识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附近，这一类型的乡村旅游产品较多；以乡村民俗、乡村民族风情以及传统文化观光为主题的乡村旅游，目前贵州已经开展的乡村旅游活动中，大多属于这一类型；古镇游产品，如江西婺源合水村、浙江乌镇、江苏周庄等村落的历史寻访游等。

    －－专家认为文化保护与和谐发展面临挑战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认为，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利用文化遗产来开发旅游，还没有真正成功的范例。既要利用，又要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此，国内外不少旅游工作者和有关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乡村旅游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和反思，提出一些政策和建议。

    乡村旅游研究专家、贵州省旅游局局长杨胜明说，乡村旅游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当地人民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识，成为自身文化的主动传承者和保护者。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让当地人民对自身文化资源的利用中获得利益，并通过教育培训，使他们成为当地旅游业发展的主体。贵州省与新西兰政府合作的巴拉河乡村旅游国际示范项目，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在包括南花、郎德、季刀等７个苗族村寨群落范围内启动了旅游培训与开发，提出了“以社区为单位的乡村旅游”概念，强调对本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使乡村旅游既富魅力，又充满活力。

    我国著名旅游专家、原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司长、现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魏小安认为，目前我国以“农家乐”为主体的乡村旅游，其服务水平和服务形式还比较单一，缺少深度文化内涵和与此相关的特色旅游项目。乡村旅游的发展存在不少隐患：即资源同质化、产品初级化、建设标准化、模式单一化、文化低俗化、环境沙漠化、市场饱和化、竞争恶性化等。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坦言，乡村旅游发展面临一系列需要研究解答的情况和问题。如农户一定程度上的联合合作不可避免，外来资金投入不可避免，资源开发的多样性不可避免。这将集中在利益主体的权益保障机制、农村土地政策和商业开发利用的衔接、其他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利用和补偿、农村经济组织的形成方式等层面的问题上。这些问题实质上是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和制度对接中的矛盾在旅游发展中的体现，需要各级旅游管理部门与相关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部门深入合作，建立乡村旅游政策研究的观察点，紧密跟进、深入研究。

    今秋召开的“２００６乡村旅游国际论坛”形成的“贵阳宣言”呼吁：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最大限度地保障游客和东道主双方的权利和利益；通过科学、合理利用，实现乡村旅游资源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承；政府应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类资源，在政策和技术上发挥动员和扶持村民发展乡村旅游的主导作用；金融机构尤其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将其作为新兴产业予以扶持；应重视对村民的教育、培训，注重品牌建设，促进以手工艺品为代表的旅游商品的策划、设计、生产和市场推广，着力打造乡村旅游业态的核心竞争能力等。

    同时，应建立和保持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持久的交流及合作，分享经验、分享资源和分享市场，并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制定和实施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使各参与主体的开发和经营行为规范化、法制化，达到“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要求。

    魏小安等专家认为，中国拥有５６个民族，尤其是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独具特色，保存也比较完好，具有发展高端乡村旅游产品的良好条件。然而，中国的乡村旅游尚在起步阶段，如何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实施反贫困战略、促进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的标准化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寻求本土化、中国化的乡村旅游发展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