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熊从明老师
9月8日,记者几经辗转,来到省级一类贫困村————纳雍县维新镇阳光村。村里有一幢贴了白瓷砖的新教学楼,两层共6间教室,其中,只有两间教室里有不到70名学生,这就是记者要找的阳光小学。
“大雨哗啦啦,小雨淅沥沥。哗啦啦,淅沥沥,小草笑嘻嘻。”一个苍老的歌声从教室里传出,紧接着,一群娃娃稚嫩的声音跟着唱了起来。
走近教室往里一看,“领唱者”是位须发全白的老人。老人佝偻着身体,手中的一根教鞭不停地颤抖打着节拍,教室里坐着30名学前班的学生。同行的镇干部向记者介绍,老人就是从教43年,至今领着每月仅25元生活补助费的熊从明老师!而和老人共同撑起这所学校的另一位老师杨世均今年57岁,是一位已有30年教龄的正式教师,月工资1100多元,而杨世均也是熊老师早年的一名学生。
教完那群娃娃唱歌后,老人步履蹒跚地走下讲台,辅导几名学生识字,认真的表情让人感动。
中午12时,上完课后,熊从明老师拄着可以当拐杖用的长烟竿往家赶。不到一公里的山路,要穿过丛林和小溪,再从半山腰下到寨子里,老人一步一步地踩在自己挖的土梯往下走。无论天晴下雨,只要是上学的日子,老人都是艰难地走在这条路上。
43年的曲折教书人生
在四周被绿树包围着的寨子中,一幢有近百年历史,矮小、破旧的木板房,就是熊老师家的房子。家里看不到任何值钱的东西,旧木桌上摆放着的包谷饭,火炉上铁锅里的洋芋片汤漂着几颗油珠,这是老人和老伴的午餐。
在院子里,这位老人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教书人生。
解放前,老人在村里和附近的村寨断断续续读了10年私塾,学习的内容是《四书》、《五经》,后来知道邻村几名有知识的人办起了一所民族学校后,他又来了这所学校。在民族学校里他学到了许多东西,除了数学、美术还有唱歌和体育,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因为没有经费,学校垮了,他只好回到家里。
当时,他是村里两个有文化的人之一。解放后,由于另外一人成分不好,就只有熊从明当上了大队的会计。看到村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却没有地方读书,他决定放弃当时被许多人羡慕不已的会计工作,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传授给村子里的孩子。1960年,熊从明把想教书的想法向当时的生产大队队长杨俊芳说后,得到了大队长的支持,从此,熊从明就当上了老师,教室就在大队的一幢破烂的公房里。从1960年到1981年,他除了一个月领取国家6元钱的补助外(1976年涨到了8元),生产队每天给他记10个工分。知道村子里有学校后,许多村民都将孩子送到熊从明门下。而熊从明除白天在学校里教孩子们外,晚上还要给成年的村民们扫盲。秦德昌等村民因为熊从明教会了他们识字和算数,最后都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国家干部。
1981年,熊从明突然患水肿病,一病不起,他委托现在已成为该镇一中学校长的学生杨德亮,让他承担起自己的教学任务。1983年,一直惦记着学生的熊从明病情稍微好些,他又回到学校继续自己的教书生涯。
1992年,已从教30年的熊从明的工资涨到了每月25元。到如今他也只是每月领着25元钱的工资。熊从明老人算起自己的教书生涯,已有43个年头了,然而,他至今仍然是一名没有转正的民校教师。原因在于1981年至1982年,他因为患病耽误了2年的时间,教龄出现了间断,1992年后的民校教师转正时,他的教龄少算了20年,达不到转正的资格。与熊从明相伴了几十年的老伴文明香无数次哭着对熊从明说:“你教了这么多年的书,不仅照顾不了家,而且连生活都不能保证,你图个啥啊!”
“我要教到死的那一天”
“熊老师发挥启蒙作用,为村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文化的人,40余年来,他教过村子里70%村民的三代人。现在,全村150多名外出打工的人都是熊老师的学生。然而,由于我们这里边远,镇里派不下老师来,村里有点文化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这个待遇很低的事情,熊老师只好继续在学校里教娃娃们读书。”曾经一家三代都是熊从明老师学生的村党支部书记秦德义说。
熊从明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劳动力了,我和老伴的生活是靠三个儿子凑来吃,每个儿子每年凑200斤包谷和15斤花豆、10斤黄豆、300斤洋芋。”
与记者同行的维新镇镇长朱江,代表镇里送给熊从明老师500元的教师节慰问金,他向记者介绍:今年7月,熊从明老人曾经搭着他女婿的摩托去找过朱江两次,他都不在。朱江以为老人有什么重要事情,后来,就主动到老人家里去了解情况,而老人向朱江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镇里让他继续在阳光小学教书。后来,老人的儿子又打来电话为父亲求情:“朱镇长,你就让我父亲继续到学校上课吧,要不,他寝食难安啊!”朱镇长被感动了。
采访要结束时,记者问老人要到哪一天才能休息,老人说:“我歇下来,村里就没有老师了。没有文化,我们边远山区就改变不了落后的状况啊。想到孩子们,我的打算就是:我要教到死的那一天。”……
作者：朱光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