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下午，在贵阳火车站，家住盘县的退伍军人刘经昊刚下火车不久，就被人骗走了身边所有血汗钱。无奈之际，他凭着自己的退伍证找到贵阳市民政局，又在民政局的帮助下找到了贵阳市救助管理站，几天后，在救助 站的帮助下得以返乡。

　　从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正式实施。到8月12日，贵阳市救助管理站已累计救助30多名求助者，但这些求助者中，有多少人是真正需要救助的呢？

　　骗子：利用救助生财

　　8月4日，一名30多岁的男子找到了贵阳市救助管理站，说自己从河南来贵阳打工，谁知刚下火车就被人抢了，如今身无分文，所有证件也都没了，他说自己只想回家。救助站工作人员给他买了回河南的火车票。谁知后来发现，此人还在贵阳，原来，他趁工作人员一转身，便将票倒卖了。

　　无独有偶，另—名自称从昆明来筑的打工者同样以此法“赚”了一笔火车票钱。

　　据救助站办公室主任周永良介绍，《实施细则》中规定，“城市生活无着的浪流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而前来救助站求助的人类型各异，其中有一些是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但相当一部分不属此列。对求助者身份进行核实十分困难，多数只能口头询问，电话了解。

　　部分求助者则是三天两头跑来救助站，称自己的生活又没有着落了，还需要救助。

　　原则上，救助站拒绝懒汉和骗子。《救助管理办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的社会救助措施”。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对无正当理由拒绝离站的，要终止救助。救助站不是可以提供任何财物的“慈善机构”。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可以免费获得救助站的帮助，但最终还是要在救助站的劝说和说服下回到原籍。

　　对于恶意“求助”者，贵阳市救助管理站站长高蓉告诉记者，目前只能采取暂时的应对方法，一是限制返乡的行程，尽量不接待在短期内刚送走又来的人。同时要将求助者的情况尽可能调查清楚。力争让企图“吃民政饭”的人无机可乘。此外，还将与交通部门联系，为救助者开具乘车凭证，规定乘车证只能乘车，不能买卖。

　　真乞者：不知救助为何物

　　去年8月，为了不再成为40多岁母亲的拖累，16岁的遵义盲人少年李大亮只身来到贵阳，凭着一只短箫和一个饭钵开始了自己的流浪乞讨生活。8月7日中午，在达德学校门前，他向记者述说了他的不幸身世。

　　李大亮自小双目失明，14岁时没了父亲，三个哥哥，自顾不暇，没有能力照顾他，于是李大亮苦学了吹箫技术，来到贵阳行乞求生。去年中秋节他在黔灵公园吹箫时，被不知是城管还是公安的人“抓”起来，送到好像是黔灵公园派出所的一间屋子里，里边还集中着一群要饭的残疾人，听说要被送到收容遣送站，不准再要饭。他悄悄地逃了出来，从此不敢在黔灵公园一带行乞了。

　　李大亮至今担心自己会被抓起来送回老家去，并不知道收容遣送制度已经成为历史。他最希望得到的帮助，就是有人能帮他学到一门如盲人按摩之类的技术。他告诉记者，他行乞的目的，就是为了有钱，然后学点谋生的技能。

　　与李大亮不同，来自修文扎佐，年已35岁的周开利只能跪卧在大街上，故意暴露自己严重畸形的双手以得到路人的同情，每日得到几块到十几块的活命钱。

　　记者在人民广场一角遇到周开利，从他毫无层次、含糊不清的叙述中，记者得知他患有癫痫病，没有任何亲人，大约三年前发病时掉入火中，严重烧伤了双手、肩、胸、腿等部分，他曾向当地民政部门申请低保金，但被告知没有指标，只好在一个月前来到贵阳行乞。

　　李大亮和周开利仅仅是贵阳街头两个具有正常心智的流乞典型。一项关于他们的制度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他们对此的了解却等于零，更不用说那些心智失常无法接触的“行乞者”。他们无法知道，从今年8月1日起，他们有权利要求救助，也有权利拒绝被救助。

　　贵阳市管理站办公室主任周永良告诉记者，按照新的《实施细则》求助者求助和离站均是自愿。

　　贵阳市救助管理站站长高蓉则更担忧未成年人的救助与保护。据介绍，原贵阳市收容遣送站专门没有儿童救助保护中心。该中心每年收容救助流浪儿童4000人次。不少孤苦无依的流浪儿童在这里找到了“家”，不愿离开保护中心。而新的《实施细则》实施后，遵循自愿的原则，救助站没有依据主动对儿童进行救助。少年儿童作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群体，他们的话能否作为救助站救与不救的依据，让救助工作人员大伤脑筋。而按照救助最多不超过10天的规定，对年纪还小的他们应该怎么办？求助站对他们是否应有监护权?

　　强乞者：逍遥自在不屑救助　　

　　最近在大十字百花影剧院附近，记者经常遇见一个由两个少数民族装扮的妇女和6个儿童组成的“行乞之家”。两个妇女稳坐人行道边的花坛上，6名儿童分散在人行道上，每见衣着光鲜的男女，便举起饭钵穷追不舍，除非得到施舍或感觉无望才肯罢休。

　　8月8日下午，记者试图与这个“行乞之家”接触，然而两个妇女一言不发，丝毫不理睬记者的问话。记者问其中一约13岁左右的女孩家住哪里，姓什么，女孩却只用浓重的方言嬉皮笑脸地冒出一句，“你给我钱”。

　　筑城合群路、黔灵西路、陕西略等地，成了乞讨者的乐园。每当华灯初上，夜市开张之时，各路乞讨者便游走于各小吃摊间，让食客不胜其烦。

　　上合群路一小吃摊姓陈的摊主告诉记者，乞讨者年年都有，但今年尤其是最近特别多，且这些人比往年更为“嚣张”。小吃摊为了不影响生意，不得不如赶苍蝇一样赶走这些乞讨者。据陈老板介绍，这些行乞者中的儿童大多来自河南等地，是有组织的。其余的则来自关岭、织金等地。

　　8月10日晚，记者随机问了合群路几名行乞者，他们愿不愿意到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尽管他们大多数仍不知道强制收容已改为救助，当知道可以自愿接受救助后，大多不屑一顾，说他们在外行乞逍遥自在，谁知道里边的伙食有没有现在好？

　　据贵阳市救助管理站高蓉站长介绍，对于以上强行乞讨者，以前公安机关可以收，城管部门可以管，但现在公安及城管部门不再插手这些人员的管理。救助管理站只能告知和引导这些人自愿接受救助，对强行乞讨者实际上是无可奈何。

　　救助制度尚待完善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实施，总体上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该制度过于理想化，存在着不少缺陷。”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主任，省青年法学会副会长任永强这样评价了新办法。

　　任永强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原收容遣送制度对宪法有关规定的违背，以及民主与法制思想的不断树立与形成是新办法出台的深刻背景。新办法体现了新的国家领导人的亲民思想。但社会毕竟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制度的实施，需要若干制度的支持与保障，而新办法并没有更多地植根于本国国情。

　　按照新办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救助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以作为救助工作开展的保障。在西部，如贵州省这样财政本就不宽裕的地区，实施起来有相当的困难。不具备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机构、措施和手段，新办法只是空中楼阁。

　　任永强还认为，就强制收容改为自愿救助，除缺乏物质及相关制度保障外，也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没有考虑到被救助者对救助制度不知道、不理解、不适应以及被救助者对社会形象、社会治安的影响。总之，要达到立法者的愿望，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袁泽友　刘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