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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贵州频道7月1日电 题记
“这是贵州从古到今唯一的一部通史。”6月6日,在贵阳甲秀楼,史继忠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颇有分量”。在他的面前,摆着5大本厚重的书籍,牛皮纸封面上几个醒
目的大字——《贵州通史》。
“它有200多万字,囊括了贵州从远古到当代的所有历史。”史继忠继续着他的话题。作为《贵州通史》编委会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史从1992年起就与省内近百位史学精英组成了一个团队,他们遍访贵州各地,要在浩繁的文献资料里,用全新的角度审视贵州,打磨出一部“历史巨著”来。而这部凝聚了学界智者十多年心血的精品也的确成了贵州历史“正名”之作:它以信服的考古成就,道出了远古的贵州曾是人类文明的孕育地之一;它凭详尽的历史文献,描绘了贵州并不偏居一隅,而是较早与中原地区交流并接受中央政府管辖的事实;它借近年的研究成果,表明了贵州在经济文化发展上并不总是落后,而是也有灿烂炫目的色彩。
文化－－我国旧石器文化的三个代表之一
一般人眼里,贵州的历史是从夜郎开始的,其实,这远非贵州历史的发端,在20多万年前,先人们便在这片高原上繁衍生息,并创造了为史学界所津津乐道的“观音洞文化”。
观音洞位于黔西县城西南30公里的沙井乡,在一个周围满是洼地的小山头,耸着一个高出洼地约15米的洞口。1964年冬,一支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与贵州省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察小组来到了这里,于是,贵州远古的历史之门就此打开。
在长约90米的观音洞里,考古学家先后出土石制品4000余件,动物化石23种。当一件件经过“锤击法”与“碰砧法”打磨出的石制品呈现在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面前时,他立刻感觉到了这种石制品的不同寻常,因为赫赫有名的“北京人”是用“砸击法”打磨石器,两相比照,足可体现出旧石器文化的地区特征与文化的多样性。
经过古地磁法测定,观音洞的年龄被定位在距今24万年以前。而由于它出土的“石器类型或式样繁多而不甚固定,且多数有较细致的加工”,自然成了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焦点。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中便毫不犹豫地将“观音洞文化”与“北京周口店文化”、“山西西侯度及河文化”相提并论,称之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三个代表”。于是,“观音洞文化”便不仅成了贵州文明的摇篮,也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而在“观音洞文化”之后,活跃在贵州高原上的人们继续书写着他们的文化:“桐梓人”成了贵州最早用火的先民,普定的“穿洞人”与兴义猫猫洞的“兴义人”,则贡献出了数量为全国和亚洲之冠的骨角器。别小看了这些由动物骨头做成的骨铲、骨叉、骨棒,它可是古人类智慧的结晶,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和文物价值。
地理－－历代版图上的战略要地
位于贵阳繁华地段的都司路,车流如织,高楼耸立。行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或许不会想到,在621年前即1382年,这条街上突然多了一个衙门————贵州都指挥使司。这个类似于今天“省军区”的机构的成立,标志着贵州第一次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区域,虽然“贵州省政府”————贵州承宣布政使司的建立要在31年之后(1413年)。
其时,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统治时期,这个由“叫花子”一跃成为“真命天子”的君王,在平定西南的过程中,体悟到了贵州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于是,他弃常规于不顾,果断地在这片人们眼里最贫瘠的地方设省,并在贵州沿驿道设立24个卫,在军事控制贵州的同时,也可以保证云南完全纳入中央版图。
在贵州立省的同时,广西也成为“省级”区域,而在整个明代,一共只设有13个行省,作为其中之一,贵州与中原的交流将更加紧密与频繁。
而在这之前,贵州的一些地区也早已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远在战国时期秦昭襄王时期,秦军的作战部队便曾深入到贵州,并在贵州、四川、重庆、湖南等的交界地区设立了黔中郡。可以说,在2000多年前,贵州便开始了与中原的“亲密接触”。
元代,全国广筑驿道,有两条驿道从贵州经过,并交汇于贵阳。一条由湖北经湖南入贵州到云南一直伸向缅甸,一条由重庆经贵州到广西,两条驿道的修建,不仅凸显出贵州战略地位的重要,也将贵州与中原的距离拉近,贵州不再是封闭的山国,而是西南大通道上的要地,中原与西南交往的物资在这里源源不断地输送。清代一篇笔记小说里,描写了朝贡的缅甸人途经贵阳的情况,在这个缅甸人眼里,贵阳已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山城。
经济－－“天字一号铁”与“东方日内瓦”
清溪,坐落于镇远的一个小镇。现在的人们知晓它,更多的是由于这里盛产的美酒。但在百多年前,这里曾出炉过中国历史上“天字一号铁”。生产这块铁的便是当时声名远播的清溪铁厂,它成立的时间甚至比大名鼎鼎的张之洞办的大冶铁厂还早3年,而且这个铁厂的经营形式采用的是如现代企业一样时髦的做法:公开招股、引进外资以及股份制。在100多年前的晚清,在大部分人还过着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时候,在贵州清溪便已然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尝试。
“新鲜”的经济还有许多:英法水银公司在万山开设了汞矿,瓮安的煤也开始了大规模的采挖,电报也经由重庆、宜宾、毕节延伸到了贵阳,外面的讯息仿佛瞬间便可以塞满这座山城,世界离贵州都不远了。
晚清的贵州经济发展或许只是“转瞬即逝”,但在抗战时期,贵州尤其是贵阳又迎来了一个发展期。当时的国内报纸将贵阳称为“东方的日内瓦”,国民政府许多重要的部门也迁居到了贵阳,包括资源委员会、西南公路管理局。股份公司在此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银号、钱庄也是一家挨着一家,连专为读书人服务的书屋也一下子开了十几家,落后在那个时候应该不属于贵阳。
不过,这种随战争带来的“繁荣”终归是畸形的,随着抗战的胜利,贵阳的繁华也便成了不可企盼的回忆。
历史－－在新中国重书
1949年11月15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贵阳市,贵州从此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经过50多年的发展,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
农业方面,全省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296．55万吨增加到1999年的1125．2万吨,农业总产值由6．4亿元增加到407．1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4．5倍。
在工业方面,已经建立起了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1999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2119个,全省工业总产值达到795．15亿元,比1949年增长215倍。
在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方面,先后建成黔桂、川黔、贵昆、湘黔、南昆等铁路干线,其中4条铁路在贵阳形成“十字形”,使贵阳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此外,公路通车里程达到33973公里,民航也开通了贵阳通往全国各地、香港地区及曼谷等40多条航线,全省已形成以贵阳为中心的邮电通信网络。
1999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07亿元,比1949年增长27．4倍,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新中国50年的发展,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历史“片断”四人谈
史前:贵州文化很灿烂
谭用忠:考古学家撰稿《贵州通史》“贵州高原的古人类和原始文化”
在部分人的印象里,贵州历史并不悠久。即便是贵州人,多数对贵州历史的回溯也就能说出夜郎。我省考古学家谭用忠说,其实贵州在20多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此居住生活,贵州有着灿烂的史前文化。在《贵州通史》的开篇,谭用忠根据考古发掘的成果和有关研究资料,勾勒出贵州史前社会(25万年前———1万年前)的基本轮廓,展示了贵州古人类的生活、生产。
贵州的原始社会,既没有文字记载,也没有民间传说。解放前史前考古也是空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对贵州的史前史一无所知。谭用忠说解放后史前考古取得很大成绩,发现了许多古人类遗址。如1964年发现的“黔西观音洞”是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址,共出土石制品4000余件、动物化石23种。因石器加工特殊,文化独具面貌,被命名为“观音洞文化”。
“观音洞文化”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贵州高原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可以把历史追溯到距今24万年以前,并用大量的材料揭示了贵州丰富的史前文化。这一时期的古人类,属于晚期直立人。
1983年在桐梓的一个旧石器时代早期重要文化遗址的岩溶洞发现了7枚人类牙齿化石,命名为“桐梓人”。在岩灰洞堆积层中曾发现炭屑和几块烧过的碎骨化石,是华南地区至今为止已知的古人类最早用火证据。
此外,从“普定穿洞”、“兴义猫猫洞”、“六枝桃花洞”等这些古人类遗址中发掘了大量石制品、骨制品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人类化石和用火遗迹。考古是一门科学,谭用忠说,贵州的史前史的书写完全是依靠这些点点滴滴的考古发现、考古专家的文化研究、石器研究成果。
贵州为什么会成为古人类的栖居之地?谭用忠用考古的发现解释了这一问题。
首先生活环境适宜古人类生存。贵州的地理环境在史前社会适合古人类居住。喀斯特地质、地貌造成岩溶洞较多,岩溶洞冬暖夏凉,为古人类栖居提供条件。由于当时猛兽很多,完全靠石器也不能很好保护自己,岩溶洞是很好的遮蔽场所。
生态环境很好,当时贵州森林植被很好,还有空旷的草原地带(通过遗址内的野鹿、马等多种草食动物化石考证),适宜人们狩猎、获取生活资料。
清朝:贵州历史大转变
余宏模:贵州民族史研究专家 《贵州通史》第3卷副总编
清朝(1644——1911)统治时期,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大转变的时期,也是贵州历史大转变的时期。在5卷本的《贵州通史》中,专门用了整个第3卷对贵州历史进行阐述。第3卷的副总编余宏模在回忆成书过程时说,19位撰稿人在拿出初稿写后,大家反复讨论,反复修改,每一篇、每一章都要开审稿会听取意见和建议,鼓励大家畅所欲言。
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是世界历史大变化大发展的时期。英国于17世纪中叶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此后,资本主义制度陆续在欧洲各国建立起来。18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工业革命,生产力突飞猛进,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它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贵州在清朝统治下展开了自己的社会发展剧烈变化的历史进程。
余宏模说“改土归流”在清代前期的贵州是件大事,这使得贵州版图初定。清政府在击败南明吴三桂叛乱后,又通过改土归流,开辟苗疆、裁卫并县和政区建置的调整,使明朝时期的土流并制、司府军卫并治的局面基本结束,所有的州县一律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直接进行治理。贵州同其它各省在行政体制上完全划一;作为行省,各项制度更加完备。
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贵州各民族人口数量都有增加,到清末已达八九百万人,省内各地区、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
鸦片战争之后,贵州和全国各省一样,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余宏模说,它同沿海沿江各省相比,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在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民主革命的影响下,新思潮不断传入贵州。其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贵州省人民作出的一次强烈反映,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9世纪末,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贵州广大知识分子怀着爱国热忱,和全国爱国志士一道积极投身于变法维新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公车上书”,贵州共有90多人参加。到20世纪初,在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号召和引导下,一批志士仁人又参加了辛亥革命,1911年11月,辛亥革命贵州起义取得胜利,结束了清朝在贵州200多年的专制统治。
民主革命：外力强挤下的裂变
冯祖贻，贵州社科院副院长。撰稿《贵州通史》近代史部分
义和团运动以后,随着西学传入,维新变法思想的广泛传播,一部分人主张中国通过改良的道路革新政治,外抗强权;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力主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腐朽的清政权。冯祖贻说,贵州的民主革命也不是孤立的,它是存在于这个大背景下,而这两种政治观点的分歧,也直接影响着贵州的政治形势。
记者:在本书中,您认为在此阶段最值得澄清的历史事实是什么?
冯祖贻:自治学社是辛亥革命时期贵州具有全省规模的资产阶级政治团体。过去普遍认为自治学社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革命的。在这本书里,作了纠正。自治学社也有个从爱国到革命的转变过程。一开始,自治学社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推翻清政府,之后在全国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才真正走向革命。这种观点符合贵州的省情,贵州从来都有个特点,要受到外部的影响,内部才能进行“裂变”。
第二,过去一些历史资料脱离了时代背景,过分的夸大了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之间的斗争。认为自治学社是革命派,而后者是保守派。本书充分吸取了80年代————90年代史学界的通用观点,从“两党”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实行资本主义道路,虽然“两党”斗争很激烈,甚至有流血,但二者只是枝节之争,并非原则之争。两者所争的只是是实行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这种说法更符合当时全国的历史大背景,也更客观公正的评价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作用。
记者:当时全国各地革命风起云涌,贵州老百姓有何建树,起到何等推动作用?
冯祖贻:在帝国主义和地方官吏、地主、“劣团”的重重剥削压迫下,清末贵州已是“四民愁叹、十室九空,市井萧条”。贵州各族人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他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和斗争,并且和资产阶级发动的起义合力形成了贵州近代历史上的革命高潮。仅宣统二年(1910年)贵州群众反清运动就达73起。
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贵州于11月3日晚举行起义,次日起义成功,建立“大汉贵州军政府”。在辛亥革命的起义中,排行第六位。这充分说明贵州的革命形势已经很成熟,当然这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是分不开的。
价值：留待后人重新审视
熊宗仁,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贵州通史》第四卷主编
“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研究者首先走近历史的真实,然后引导众多想从历史中汲取营养的人走近历史的真实。”熊宗仁研究员开宗明义地阐述了他的历史观:“历史是不能复制的,我们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接近于它的真实。因此,历史研究是一个永无止境追求正确解答的过程。这一过程充满着对前人的肯定、继承、超越,同时也包括着对自己的肯定、超越和否定,史学的生命之树才会常青。”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熊宗仁说,要客观地看待《贵州通史》这部书,它既有创新和超越过去史学论著的一面,又存在着遗憾和不足。
作为第4卷“民国时期的贵州”的主编,熊宗仁首先谈到这一卷本在4个方面存在的突出特点:
一、它条理出了民国时期贵州历史发展的三条主线:1)是贵州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并取得胜利的历史。2)是贵州军阀统治和国民党统治从开始到灭亡的历史。3)是贵州经济社会经过艰难曲折并逐步地、缓慢地向近代化发展的历史。
二、它在整体论述中,突出了贵州历史诸多的闪光点,例如:辛亥革命中贵州革命派的活动、“五四”运动中贵州青年学生的响应、抗日战争中贵州人民的贡献,以及著名的遵义会议等等,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点、线、面、体的结合。
三、它弥补了以往对国民党统治贵州时期统治者自身研究的不足,勾画出民国时期国民党和军阀统治的轮廓和轨迹。
四、它对民国时期经济社会文化有较系统的论述,这也是此前研究的弱项。
“判断一部学术性著作优劣成败的标准,是学术自身的科学规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最终的历史总是由人民(通过史学家)来写的。人民的意愿、人民的选择就是历史的走向。”熊宗仁最后说:“这部书应该留待若干年后人们对它进行重新审视。”
(姚曼 张传保 孙雁鹰 刘世同)（责任编辑：彭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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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6-30 16: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