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贵州频道记者　周之江

    ６年讨薪，四川民工汤其江写下整整１２本“追薪日记”——在这６年中，汤其江尝尽各种滋味却执意“奉陪到底”，他甚至一度对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充满了不信任感。

    ２００６年４月１日下午，汤其江从遵义县人民法院拿到了一审判决书，被告方遵义县建筑工程公司被判限期支付所欠原告劳务费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汤其江感慨万千，“这世上终归还是有说理的地方，中央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政策不是一句空话”。

讨薪事件回放

    事情得从１９９９年说起，遵义县建筑工程公司承建了贵州省息烽县银都水泥厂和息烽县检察院的两处工程，该公司职工宛李平作为项目经理，由包工头李秉海、李秉建组织了数十人的农民工队伍进场施工。

汤其江如今居无定所，在朋友处东住一天、西住一天。(黄黔华 摄)

    汤其江回忆说：“施工过程中就扯皮不断，好几次因为工资无着落导致罢工，有的民工自己从家里背米背菜来吃。好歹把工程做完，工资还是没有兑现，工人们不交钥匙，要挟遵义县建筑公司发放工资。为此，公司委派副经理李兴仁等人来工地做思想工作，又是承诺，又是担保。”

    记者在汤其江手中看到一张落款日期为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的纸条：“关于息烽银都水泥厂工地所欠李秉海做工工资，结帐后，由遵义县建（筑工程）公司支付。具体经结办人：李兴仁。”

    “有了这个承诺，我们交了钥匙。没想到，宛李平从此去向不明，公司推说要找到宛李平核实，否则不能确定是否已经付过工钱。”

    汤其江在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０日的“追薪日记”里写到：“今天早上汤其江、李秉建、郭中浪、黄德成等十来个工人８时就到了公司又去讨工资，……（遵义县建筑工程公司经理）王元涛明确表示，工资我们公司一定要给你们，但你们还是要找宛李平来公司把账结完。我们要求公司去找宛李平，因为我们找了几年都未找到人，……郭中浪就说：当时由于无工资我们工人罢工，你王元涛经理来公司动员工人说，工人兄弟们，你们尽管放心地干，干完了没有工资发，我敲牙齿来付！”

    工地在息烽县，施工单位在遵义县，两边都把汤其江等人当“皮球”，踢来踢去，两笔工资一共６万多元，一欠就是６年。

    ６年来，汤其江穿梭于各个部门之间，艰难讨薪。其间，他往返遵义、息烽、贵阳３００余次，３次到北京求助，２０多次求助媒体。而事实上，工程拖欠汤其江的工资仅仅只是微不足道的９６０元。

    汤其江却认为，“这不是钱的问题。”

人送外号“汤袍”

    汤其江有个外号叫做“汤袍”，据他自己解释，得名的由来是因为，“可能从小受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瓦缸寨那些东西影响，我这个人比较特殊，个性古怪，心直口快，不会袒护任何人，讲义气，见不得不公道的事情－－从小就是这个脾气－－朋友些就呼我做‘袍哥’，这是四川说法，袍哥，大爷的意思。”

    这个３７岁的四川岳池县男子，早在１９８６年就外出打工，因其“为人仗义，在民工中有些号召力，大家都听我的，慢慢开始承包一些工程来做。参加这两个工程的民工，有３７个人都是看我的面子来的，当时没得钱发工资罢工，遵义县建筑工程公司的领导来工地，还是我出面承担，劝说工人开工，最后闹成这个样子，我要负责任的嘛。”

    “追薪”６年，不屈不扰，汤其江认为，这跟自己的“袍哥”性格不无关系，以至于，“很多人说我是方脑壳、一根筋。压力很大，按照我的条件，出去帮老板做，一年起码有三四万块钱好挣，６年下来，经济损失怕都有２０万喽。”

    汤其江有一子一女，今年春节，读高中的大女儿曾给他打电话，“爸爸，你要再不回来，我就不读书了”。追薪６年，汤其江全靠打短工维持生活，其余时间都奔波在讨薪路上，因为常年在外，他没补贴家里一分钱。父母妻子不理解，多次跟他吵嘴，“６年里，我至少花费了将近４万元差旅费，去年还从老家的信用社贷了２万元钱，以备不时之需。”

    今年３月，汤其江以原告代理人身份走上法庭，打算通过诉讼讨要工资。“已不在乎能拿到多少钱，我要的是一个公道。有人说我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其实是见了棺材都不落泪。”汤其江说，“不管官司的结果如何，输了，我自己挣钱还给大家，从此不再管这个事了。”

    之前为何不把欠薪一事对簿公堂，汤其江的解释是：“以前打过一次类似的官司，最后自己反而倒贴钱，有顾虑，不相信政府和法律。”

    在汤其江的“追薪日记”里，或多或少能看出他的顾虑从何而来。

“追薪日记”摘录

    追讨薪水之路并不顺利，汤其江自觉备受冷遇、白眼甚至嘲骂，“之所以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就跟我在一个政府部门被骂有关”。

汤其江的“追薪日记”有整整１２本，记录了他6年讨薪过程中的种种酸甜苦辣。(黄黔华 摄)

    如今，汤其江的“追薪日记”，已经写到了第１２本。２００５年，他从贵阳返回遵义途中，被小偷拎走了挎包，现在只剩下两本。“写日记，主要是为了发泄苦闷。”汤其江说。

    经汤其江同意，记者摘录了他的部分讨薪日记——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３日］

    我带上讨薪证据，……来回在清欠办、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往返几次无结果，马上又去找县政府一楼的信访局……又去县政府，科长及科员两个年轻人都说你找我们干嘛？又不是我们政府“差”你的钱，属地管理，你走息烽去找有关单位或者起诉，我说工人已经是疲于奔命，哪里还打得起官司哟，报纸上天天登，尽可能以非诉讼方式，求助于当地各有关单位，让农民工讨到工钱。他说那你在北京、深圳做了工也找到我们帮你们要钱啦。就这样，我们思想迷惘了。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５日］

    在（再）回到……建设局清欠办，……科长不耐烦了，表示，我们有啥权力管得着嘛，各人自己去打官司，通过司法程序嘛。吃了闭门羹，心灰意冷，漫步街头，漫无目的地走下去。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２日］

    下午去县工会，由于刚上班，他们在开会，但都极热情地招呼我，并开了隔壁办公室让我烤火，还端上一杯充满亲切的茶水，这是在任何单位都没有过的热情。我永远都会记住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７日］

    大伙（工友）去找公司无人，就去书店查阅各种法律书籍，……一位不认识的书友得知我们的目的后，……马上收集了报纸上刊登的讨薪案例，送给我们，并咬牙切齿地说：现在昧良心的老板太多了，自己大把大把地花钱，对农民工就是坑蒙拐骗。……追薪途中又遇上一个不知姓名的、有血有肉、豪气干云的打工族英雄，我们向他默默地敬礼，但也默默地为他祈祷，但愿他以后的打工生涯会一切顺利，好人一生平安，在打工中丰收。

    ［２００５年１月５日］

    我们一帮工友找到劳动监察，听完陈述看完材料后，其中一个人说：什么都找纠察，上面又没有给我们办事经费，去遵义要钱，找那边的劳动监察配合请人家吃饭也要钱……这事情难办，你们去找ＸＸ县清欠办……

追薪追得“性情大变”

    在汤其江的“追薪日记”里，不乏一时冲动的过激之辞。

    ６年下来，汤其江觉得自己“性情大变”，“变得特别偏激，对人不信任，产生逆反心理，见到人就想惹事生非那种感觉。前几天在街上遇到几个交警开罚单，不分青红皂白就上去，冲着他们说，戴盘盘帽儿的没一个是好东西。后来回想起也很后悔，没招我没惹我，纯粹是故意闹事。”

    几名与汤其江熟识的建筑商这样评价他：能干，耿直，就是个性太差。

汤其江的“追薪日记”有整整１２本，记录了他6年讨薪过程中的种种酸甜苦辣。(黄黔华 摄) 

    对于汤其江的６年讨薪之举，有人表示“支持”和“钦佩”，也有人认为他的行为“不可思议”。“９６０元工资，近４万元讨薪成本，这是个不等式。”遵义的一位罗姓律师说，汤其江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出名。

    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总队总队长罗本达记得，自己曾出面干预过汤其江的讨薪纠纷，息烽县劳动监察部门甚至还因此惹来一场官司，最终败诉。

    在罗本达看来，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且出台了很多政策法规，但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的情况复杂得多，从汤其江的遭遇背后，就折射出的不少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一是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二是中间掺杂了很多不正当的人际关系，三是个别执法人员在工作态度上存在畏难情绪。凡此种种，都导致事情不能顺利解决，而这种因讨薪艰难带来的挫折感、屈辱感，一旦长期堆积，矛盾激化，也许会导致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汤其江的所谓‘性情大变’，也许跟他的遭遇不无关系。”

    罗本达说，实际上，近年来中央非常关注农民工权益问题，汤其江最终能够“讨薪”成功，正说明了这种关注已经见到了成效，“对于各级相关部门，也应该从汤其江的故事中加以反思，进一步增强为农民工服务的意识，多为他们着想，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