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频道记者 李忠将

    天还没亮，祖文芬就带着女儿做豆腐，这天赶场，她想在乡场上卖个好价钱。祖文芬是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刘家巷村村民，虽然生活在美丽而富饶的草海边，可一家人却过着温饱都难以维持的生活，女儿初中毕业考了全班第一，却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在家。

黑颈鹤在草海农民的耕地上悠闲踱步，啄食农民种植的农作物。（资料图片）

    记者在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访时看到，为了保护当地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大多数保护区内的农民因缺少生活来源导致生活贫困，没有更多的增收路子而脱贫无门。西部为保障我国生态安全而全力以赴的同时，西部农民沦为生态贫民，生活在自然保护区的农民到底要温饱还是要环保？

耕地减少，保护资源：生态贫民生活如何继续？

    如祖文芬一样，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农民过着拮据的生活，却一如既往地为生态保护付出贫困代价。

    草海农民王邦志拾到一只生病的黑颈鹤，有人向他高价购买黑颈鹤。在自己都未能裹腹的情况下，他知道，卖了这只鹤，他一家可以过上好长时间衣食无忧的生活。王邦志说一家辛辛苦苦种一年地也吃不饱的日子里，他也想有钱，能吃上肉，给孩子买新衣。可是，草海边听着鸟鸣长大的王邦志还是买了药，医治病鹤。在他的精心喂养下，病鹤不久就好了。抱着鹤，王邦志步行了３０多公里路，将一只完好的黑颈鹤送到了草海保护处。记者问他，为什么不靠黑颈鹤过上好日子？他说：“国家规定，不让买卖鹤。”

    与祖文芬、王邦志一样，生活在草海周边的农民靠着资源丰富的草海却一贫如洗。

    清晨８点，在威宁县草海边的血站，记者看到已有不少农民排队等待卖血。草海边农民邓朝敏已有几年的卖血史，她说，家里地少，种的粮食不够吃，每年冬春交际时就缺粮。草海边许多农民都因为地少，粮食不够，又无其它生路，选择了卖血。草海村农民告诉记者，他们一个月来两次，每次能得８０元，每个月有１６０元的买血收入就基本能保证一家人不饿肚子。大多数草海周边农民没有文化，缺乏技能，外出打工找不到工作，地少的农民只有依靠卖血才能维持过完冬天。在草海边草海村农民家中，记者看到，贫穷成为这个村最显著的特点。

为了生计，草海保护区农民在草海为游客划船，但仍解决不了贫困问题。（资料图片）

    贵州省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冉景丞说，因为禁止保护区农民摄取保护区资源，茂兰保护区农民由从前的狩猎变成偷猎，这也改变不了他们食不裹腹的境地。

    记者在其它保护区也同样看到了生活艰难的农民。贵州师范大学环境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任晓东说，我国大多数保护区的农民都面临着“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疑问和难题，在广袤的中国西部拥有了全国４０％以上的森林，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决定了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与草海农民一样，中国西部地区许多贫困山区农民“守着金山受穷”，为保护中国生态安全付出代价。

保护环境、推动经济：西部如何承担双重责任？

    ２００５年初“珠江压咸补淡应急调水”在贵州启动，持续了１０多天的开闸放水使贵州的水资源经过１３３６公里的“长途跋涉”，让澳门、珠海、中山等受咸潮影响的１５００名居民喝上贵州的淡水，农作物得到灌溉

    调水过程中，有关人士要求“‘珠三角’城市要做好准备，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抽取淡水。”西部生态资源到底是不是“免费午餐”？一段时间内争论不休。中国环境规划院副研究员张惠远说，西部是维护中国生态环境安全的生态屏障区，而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居住在西部山区、生态脆弱或退化地区，他们不仅要忍受贫困的痛苦，同时还要承担生态保护的社会职责和费用。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人们生态环境无价的错误观念，西部生态功能的价值没有被承认，西部许多地区陷入贫困、人口增长、环境退化恶性循环中。张惠远说，仅靠自身的力量，西部无法既承担起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要求西部在保护生态中安于贫困是不公平，也是难以奏效的。

    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可持续发展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专家蒋明康认为，人类为了其自身的生存发展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给予越来越高的重视。如果农民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不能得到一定的收益，对生物多样性就不会表现出多大的兴趣。

    而我国目前的事实恰恰正是这样，当地农民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中得到的利益很少，相反，生物多样性保护给当地群众带来的发展制约却十分明显，特别是在短期内，他们承担着生物多样性保护造成的许多不利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为了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但保护的成本却是当地社区服务牺牲了发展机会，使其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受到一定的损失。

草海保护区所在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至今是国家实施新阶段扶贫开发重点扶持县。（资料图片）

    当人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所产生的破坏力是无法阻止的。蒋明康说，因此，要寻找一种途径，既能让农民从生物多样性资源上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又不使生物多样性资源退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持续发展必须考虑在限制当地群众使用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同时，要提供给他们可选择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能够生存下去。

镜中花、水中月：生态补偿何时梦想成真？

    如今，祖文芬与３万多同她一样含辛茹苦守卫着草海的农民看到了希望。

    为改变无偿使用贫困地区群众提供的森林生态效益的不合理现状，贵州省开始探索建立省内生态补偿机制，将对长江上游３０００万亩公益林落实森林生态补偿。这个省在长江上游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区天然林面积达２９６３.６万亩，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５０个重点贫困县和非重点县的贫困乡村，这些林区的群众为保护生态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林区也聚居了全省多数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也积极展开生态补偿：浙江东阳市和义乌市之间实行的水购买协议，江西省兴国县实施的生态建设基金都体现地方生态补偿理想。

    而中国国家层面上实行生态补偿开始于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国家生态公益林补偿工程和退牧还草工程。

中国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和退牧还草等工程标志着国家层面上的生态补偿机制正逐步建立。（资料图片）

    任晓东说，生态效益补助资金正式出台标志着一直为社会无偿使用的森林生态效益将不再是“免费的午餐”。但是，目前我国试点的生态效益补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补偿机制，中国生态补偿只是一种森林的管护费用，类似于造林地管护和封山育林地管护费用，没有反映生态服务功能的真实价值；目前对生态价值还没有一个较好的标准评价方法，特别是没有适合于实际操作的简便方法。村民维持生计技能的可持续性都成为没有解决的问题。对于提供生态服务的西部农民，虽然普遍认为应该给予补偿，但谁来“埋单”却成为大家都不愿意提及的话题。

    中国的生态补偿仍是“镜中花，水中月”，探索仍然任重道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