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贵州频道6月25日电  屋上的瓦片显出青黑色,墙壁上的石灰已脱落了,露出石头垒成的风骨。在这有些年代的石瓦房里,很多人已经记不清来山中生活了多少日子。

　　这是 毕节市何官屯镇高海拔地带的大坪子村,一个竹树环合,丛林密布,野狼出没的地方。这里不仅有麻风病人来此聚居,而且有了专门的麻风医院。30多年来,这里流水席般迎来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麻风病患者。如今,留在这里的仅有麻风医生和有家难归的20多名麻风病人。这些被社会划为“另类”的特殊群体,在这个与外界不相往来的避风港里,默默地延续着生命的轨迹。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谱,仿佛在讲述着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故事。

　　命运的悲歌：现代“白毛男”的故事

　　第一眼见到老祥(化名),是在大坪子医院后面的山腰上。

　　那是春节前夕的一天中午,我们从大坪子医院穿过灌木林覆盖的山头,向山凹里的大岩洞口麻风村走去。在山腰上一幢破旧的石瓦房前面,一位鬓发如霜、首如飞篷的老人拿着一块又脏又黑的毛巾,到自来水管边洗脸。专门收治麻风病人的毕节市撒拉溪医院院长刘放鸣隔老远就喊:“老祥,一大早上了,怎么才起床?”

　　老祥“刺头”一样地反唇相讥:“我上山挖药才回来,哪会像你们当干部的可以睡大觉享清福。”见我举起像机准备拍照,老祥吼了起来:“有哪样照法?我这个又脏又丑的样范,照出来丢人现眼。”

　　或许是长期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大山中受够了孤独寂寞,想一吐为快;或许是看到自己目前惟一可当作亲人的麻风医生到来。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回到大坪子医院时,刚才还像狮子一样大吼大叫的祥子,此刻温顺得像只小猫,早早地守候在那里。刘放鸣医生握着他的手,关切地叮嘱他注意康复保养。

　　谈及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老祥坐在门前的矮石坎上,双手抱着膝盖,旁若无人地唱起了“自己作词”的“十想歌”:

　　“一想周院长,老祥得解放。喊声大姑爹,钞票得几张。二想陈主任,我的救命恩人。病中救了我,永远不忘本。三想老支书,名叫吴学光。不听他的话,揪起耳朵讲。……”

　　歌声迷惘、苍凉。唱罢,老祥已是泪湿眼眶。

　　“我是毕节某名牌中学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读过《左传》、《增广》、《幼学》,学过书法、篆刻,各方面的朋友都很多。改革开放后,我靠收土特产和做中药材生意,修起了大房子,买了新家具,成了当地有名的万元户。本以为好日子来了,哪曾想厄运却在不知不觉中降临。”那是1985年,老祥的右手开始浮肿、脱皮。医院多次治疗,却毫无效果。医生劝他到麻风医院去检查,他死活不肯。最后,是麻防医生主动找上门来,他才不得不相信一直不敢也不愿承认的事实。

　　“当时,他提起镰刀追我,说我给他乱诊断,毁坏了他的名声。”医生熊萍说。

　　“很长一段时间,我门不肯出,人不想见,头发像个长毛贼,总感到生不如死。医生从窗子里把药递进来,我又把它摔出去。我躺在床上,饿了抓放在枕边的生米吃,直到动不了,医生才撬门进来,为我送水送饭送药。”

　　“那时候,我不仅是一个麻风病人,更是一个疯子。你想,像我这样在当地有头有脸的人,却患上了这个病。亲友躲避我,妻儿远离我,我像被打下了18层地狱,周围是一片冰山,感受不到一丝温暖,能不疯吗?

　　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撕心裂肺的痛苦,老祥由当初的发疯变得自卑和冷静。他知道,自己过去所有的一切都成黄粱一梦,自己的后半生不仅无可救药,还将殃及妻子和儿女。为了不拖累家人,1987年他主动和妻子离了婚,把辛辛苦苦挣来的几万元钱给了妻子儿女。妻子带着3个孩子远离故地,老祥成了行单影只的人。

　　纵然如此,老祥却不愿离开生他养他的家乡,他还痴想找回正常人的生活。在老家闭门医治了两年,老祥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弟兄们为他提供粮食,让他呆在家里,不准他到处跑动。在医生们的劝导下,老祥试着与外人往来,但除了医生和他有面对面的接触外,人们远离他躲着他孤立他,就是过去相好的朋友遇上了,也是发一支烟给他后,歪着脖子吐一泡口水,迅速走得远远的,好强的老祥受不了这个气,于1989年住进了麻风村。

　　于是,在大坪子麻风村的山中,多了一位孤独的人。与其他麻风病人不同的是,他独来独往,有时哼唱着一些其他麻风病患者听不懂的词句,消解心中的凄凉。每逢天晴的日子,他便走进山中采药,打发寂寞难耐的时光。

　　这一呆就是14年,岁月的风霜雨雪催人老,如今的老祥,已是皱纹满面,白发如霜。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哪个飘,年来到……”新年之际,正是阖家团圆时。可对于老祥来说,妻子已嫁作他人妇。尽管子女大学毕业后在省外有了不错的工作,却不敢接他安享晚年。为了拥有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子女们在他乡隐藏自己的身世。10多年中,他仅仅见过子女一次面。

　　那是前年冬天,3个已经成家立业的儿女背着各自的妻子或丈夫,相约来到老祥生活的大山中,看望阔别多年的父亲。面对多年来积存在内心深处的生命之痛,面对人世间那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久别重逢的父子,惟有以泪谢天。

　　历史的误判：麻风病让“人变鬼”

　　麻风,曾是让人谈之色变、闻之心惊的疾病。《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麻风病:“慢性传染病,病原体是麻风杆菌。症状是皮肤麻木,变厚,颜色变深,表面形成结节,毛发脱落,感觉丧失,手指脚趾变形等。也叫癞或大麻风。”这种过去不知病根,也无法医治的“绝症”,被人们视为“风吹来的魔鬼”。正是这种导致人体外在器官扭曲、变形的疾病,曾让人闻之胆寒,避之唯恐不及。《毕节县志》记载:“患者轻则被逐出乡土,撵进深山老林,重则被活埋,烧死或抛入深坑。”

　　没有眉毛和头发,这在麻风病中只算“小儿科”。有的嘴脸歪斜变形,面容狰狞可怕;有的两脚残疾,只能靠双拐或轮椅代步;有的双目失明,失去与生活接触的“窗口”;有的两手伸出来,指掌全无,像两根深山里砍来烧火的“树圪蔸”。

　　在毕节市撒拉溪医院附近的麻风村,当40多名形体畸残的麻风病人进入记者眼线时,尽管早有心理准备,这种恐怖场面仍深深地刺激着记者的视觉神经。

　　“这里基本上是解放前后住进的麻风病人,年纪最小的在50以上。当时由于医学上还不能治疗麻风病,只好采取收容的办法。这些病人由于患病部位的神经炎坏死,造成畸残难以康复。”刘放鸣医生介绍。

　　这些麻风病人为什么聚居在这里?81岁的老人谭少清给记者讲了一个60年前发生在老家的故事:

　　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含辛茹苦把自己的3个儿子抚养长大,本应安享儿孙之福,却患了“那个病”。3个儿子为了保住自己的“清白”,只好“大义灭亲”,拿着农具“围剿”父亲,将生父活活打死,并用柴火将父亲的尸体烧成灰烬后埋葬。

　　儿子们有违“纲常”的不义之举,得到乡亲们的理解,他们“收获”了不被乡亲们歧视的权利。

　　这种惨不忍睹的场面,使谭少清老人在20多岁患上了麻风病后,逃到了撒拉溪麻风村,在这里一住就是50余年。

　　“在生不合人群,死了不合鬼群,娘母不能相见,夫妻不能团圆。”一位麻风老人用流传于民间的四句话来描述麻风病人的悲惨遭遇。

　　正是历史对麻风病的“误判”,演绎了一曲曲家庭的不幸和生命的悲歌。

　　“我自己的土地不在这里,只因为在老家受人歧视,才搬到麻风村里来。”在黔西县城郊麻风村,年过六旬的苟中明夫妇告诉记者。夫妇俩由于是麻风村里没有户口的“黑人”,只有靠租种土地当“雇农”度日。

　　老苟家住黔西县谷里镇。1956年,老苟14岁,这位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少年因患上了麻风病,被父母兄弟赶进了深山。

　　“我在山里搭窝棚居住,砍柴煮饭,用野果充饥。当时人烟稀少,山林大,豺狼虎豹多,老蛇经常钻进屋里,很怕人。与我作伴的黄狗被豹子拖去,我敢都不敢起来追。”老苟对40多年前的往事刻骨铭心。

　　1958年,政府在黔西县建起了麻风院,老苟住了进去。由于病情发现早,麻风病没有对他的身体造成畸残。经过10年的医治,老苟得以康复。他满怀喜悦地转回老家。然而,令他料想不到的是,父母已搬到了其它地方,不再认他。家乡的人也不准他在村子里出入,不准他到水井边挑水。不得已,他只好住进山上的窝棚里,孤独地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令老苟庆幸的是,他遇上了“同病相怜”的终身伴侣。老伴王玉芝当时也患上了麻风病,已有两个孩子的王玉芝被丈夫赶出了家门。老苟在孤独中遇到她,并结合在一起,相依相伴,生儿育女。

　　生存的渴望：别这样对生命误会

　　去麻风村采访之前,亲人和朋友都为我捏一把汗,一再告诫:要小心点。

　　尽管相陪的麻风医生一再壮胆:“不会有事。”但看着一张张被疾病扭曲的脸谱,心里的障碍还是难以排除,走路、说话也格外注意。

　　再进麻风村,感觉像走进一个弱势群体部落————对麻风病有了科学而全面的了解后,“恐麻”心理已消除。与他们握手、抽烟、交谈,一个个因社会“误解”而背井离乡的故事,让记者为之唏嘘、叹息。

　　在撒拉溪麻风村里,记者遇上贵阳某企业单位的退休职工老张和他的妻子。据老张讲,他20年前患了麻风病,来撒拉溪住院治疗期间,和当地一个端庄秀丽的姑娘结成连理。康复后,他怀着愉快的心情带着妻子回到原单位,可单位的职工并不接纳他。他用的工具,没有人去摸。为了和他“划清界线”,单位特意为他修了单独的洗澡房和远离厂区的住房。亲朋好友不再和他往来,他在贵阳备感孤独寂寞。这以后的日子,他经常到撒拉溪麻风村来,这次已来了两个多月,正打算搬到这里长期居住。

　　更有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撒拉溪医院一位麻防工作者到贵阳出差,管登记的服务员见他的证明上写着撒拉溪麻风医院几个字时,立马回绝说客房已经住满了。

　　对麻风病的错误认识已延续了几千年,解除人们的“恐麻”、“歧麻”心理,绝非一朝一夕的事。

　　一位麻风病患者10多年前患病时,为不让孩子受连累,把他送到了姑姑家。这位孩子在姑姑家长大后,却违背父亲的初衷,返回黔西县麻风村里,靠每月不到100元的书杂费,与麻风病康复者王新全在村里办起了学校。

　　这就是年仅24岁的汪彬老师。

　　汪彬告诉记者,他选择来麻风村上课,是为了让更多麻风病患者子女能够读上书,长大了能够自立自强。

　　汪彬和王新全老师的举动,得到了社会的首肯。邻村没有把麻风病当回事的家长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里来。一外地老板捐资14万元,村里从此有了一幢漂漂亮亮的教学楼。由于上千年来的“恐麻”、“歧麻”心理在社会上大面积存在,麻风病患者至今还生活在社会认识的“误区”里。为了摆脱这个误区,麻防医生不断努力着,有关部门和社会有识之士奔走呼号着。各方人士的努力汇集成这样一个主题:别这样对生命误会!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撒拉溪医院便有3位女性麻防医护人员与麻风病康复者结婚生子,到对方的家乡工作、生活。周围的农民见状,也变得“大胆”起来,常到病人那里混伙食。50多位姑娘甚至随麻风病康复者远走高飞。

　　离开麻风村的采访已经有些时日了,记者脑际仍然萦怀着这样一些镜头:麻风村里两位已经是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双胞胎兄弟,边把脏衣服丢进洗衣机里,边忙里偷闲下棋“将上一军”。这是他们上学之后的业余乐趣,因为学校里的孩子很少跟他们玩,他们也怕惹“闲话”不敢主动出去;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合伙喂养一只小猫,以此获得生活的一点乐趣;而大坪子山上的那位老人,他多年来守候着的那份孤独,是否有望一改呢?

　　新闻档案

　　麻风病主要流行于南亚、南美地区,仅印度每年就有10万例新发病人。我国麻风病流行程度最重的是广东省,累计发现病人10万多例。其次是江苏、云南、四川、贵州等省。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快,麻防经费投入大,很多省已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指标。

　　我省的麻风病防治最早开始于1931年,德国籍女传教士苏宽仁在毕节市撒拉溪建起麻风病医院,这是我国最早治疗麻风病的医院。

　　我省的麻风病防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隔离治疗阶段。各地相继在一些边远村寨建立了县级麻风村58个,省建立了两个麻风病院,将发现的病人强制送到麻风村进行封闭、隔离治疗。第二阶段是1982年至1986年,省卫生部门对全省80多个县市进行调查,基本摸清了全省麻风病流行的情况。第三阶段为社会治疗(家庭治疗)阶段,即开放治疗阶段,从1986年至今。由于推行了世界卫生组织先进的联合化疗方案,疗程短治愈率高。经过40多年的防治,不仅治愈了大量病人,而且在健康教育、专业人员培训、临床科研、实验室研究、康复医疗、国际国内项目合作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至2001年底,全省累计发现病人27654例,累计治愈18726例,未愈现症病人985例。患病率从最高年份1986年的0．24%,下降到2001年底的0．027%,下降了88．75%。至2001年底,全省有44个县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的标准,其中26个县通过省级专家组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