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书元，目不识丁，但却珍藏着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文件夹，他轻易不让人摸它，对它钟爱得不得了。儿时的我，对它充满着种种神秘感。直到我读初三那年，父亲才让我知道文件夹中的秘密。文件夹是父亲1957年在党校学习时被评为模范党员的奖品。在文件夹中，有一封用牛皮纸一页一页精心裱糊好的信，父亲在讲述写信人的情况时，其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1947年下半年，父亲在贵州省铜仁县（现铜仁市）第一街租房开俱乐饭店，过着早上赊米面一应食物，晚上结帐还钱，以期第二天再赊的营生，日子过得甚是艰难。同年底，一教书先生就着烧饼和白开水，一次又一次地光顾父亲的小店，一来二往，父亲得知教书先生姓张，名王道，是铜仁师范的教师和铜仁民众教育馆的馆长。二人熟识后，张先生时不时地给父亲摆穷人不是天生就穷的闲话，拉富跟富，穷帮穷的家常，还小声地讲国民党丢了哪些地方，共产党攻占了哪些城市。父亲很是敬重这个懂得多、明道理、看得起他的文化人。有一次，张先生请父亲给他送一封信到他指定的地方去。以后又多次请父亲给他送信，父亲从张先生每次交信给他时的眼神里知道，每次要他送的信都非同小可，所以也异常地尽心。父亲从不问信里写的什么，只知道收信人也是读书人。每次送完信，张先生总是那样的高兴，好象父亲为他帮了大忙似的一再表示感谢。

    1948年初，父亲很多天见不到张先生，一打听，才得知张先生是共产党，被抓了关在铜仁大监，父亲当天就去探监，老友相见，张先生喜出望外。后因大监发生暴动，张先生被单独关在警察局，父亲仍然隔三岔五多次去看张先生，好心的人劝父亲不要惹火烧身，祸及妻儿。每次探监，狱方也是对父亲进行种种刁难和苛责，威胁他若再来，也当共产党查办。但是父亲还是照常去给张先生送烧饼。1948年下半年，张先生和十三名政治犯一起被转押省城贵阳。父亲赶去送行，双手被反捆着的张先生一脚将一包旧衣服从汽车上踢给父亲，叮嘱父亲给我们兄弟改一改穿。

    解放后，父亲经县长张德元介绍，被人民政府安排到县税务局工作，因思念爷爷和奶奶，不久带我们回河南原籍。在1953年举家迁返铜仁时得知，张先生所在部队的组织部门致函中央铜仁县委了解父亲的情况，张先生也以个人名义在《贵州日报》上登启事寻找父亲。后经辗转联系，父亲在1965年12月24日终于盼到了张先生从重庆发出的来信，从信中知道：张先生1947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周公伯的领导下，受命担任铜仁地区的学运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多次受到电刑，坐“老虎凳”，被折磨得九死一生，敌人原计划在贵阳解放前两天集体枪杀他们这批共产党人，但因解放军进军贵阳神速，敌人弃城而逃，张先生才得以生还，后随军进驻西藏，为此，张先生更名为张再生。不料，张先生在和父亲取得联系后，喜出悲来，在给父亲写好第二封信自己还来不及发出时，竟因脑溢血而英年逝世。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父亲生前以张先生为镜，直到1986年他82岁病逝为止，从未在人前炫耀过自己在白色恐怖时期当过地下交通员的事，更没有借此向组织伸手索取过私利。父亲十分珍惜新社会的生活，他经常告诫我们，要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走，做人要正派、要虚心、不要看重名利，办事要认真，多读书，为国家和老百姓多做好事。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在我四十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我一直是按照父亲对我的要求去做的。我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省、市、区先进工作者，三个小孩都是所在国家机关和教师岗位上的骨干，都是本科大学生。我现在每每在想，儿孙们今天的努力，就是告慰父亲英灵最实际的行为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