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回了6万元，营业员清点好后收了起来，可她连句‘谢谢’的话都没说。我当时还开玩笑地对她说，‘你得请我的客呀’，对方只是‘啊啊’地应了两声。等我出门时，她连站也没站一下！”而营业员杨某坚持称“多给的钱没有出柜台”，所长李某还说“如果钱出了柜台，我们就该提着东西看看人家”。这是11月11日《燕赵都市报》报道的河北辛集市王先生拾金不昧主动退回得到的待遇。王先生觉得自己精神受到了伤害，他反复问：“做好事过时了吗？”

　　替王先生设想一下，他如果把钱拿回家，打个电话给储蓄所，等着他们提着东西上门道谢，能得到应有的道义与物质上的双丰收，特别是精神上的补偿最为重要。而以王先生的品行，他不会这么做，因为10年前他就有过类似的经历，“心寒了好几年”，至今人品没改，表明好人终究不会随意改变自己品质的。反思的倒应当是储蓄所里的人，他们毫不脸红的说自己的没有感恩的“依据”，对王先生的义举不给半点表示。

　　看来只为好人鸣不平还不行，更应鞭挞受益而无报恩之心的人，要让他们知道起码的为人之道，有基本的社会公德。笔者赞同《燕赵都市报》的处理办法，发了消息还“欢迎读者拨打机动热线参与‘公德’讨论”，让市民都来评评理。对王先生来说，这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精神损失”之举了。当前，公民道德建设不能满足于喊口号、开动员总结会之类，或者做两份试题，搞一次大型知识竞赛了事，要有实实在在的鲜活的内容，这样能更好地激发人们的公德之思之心，达到预期目的，把公德宣扬牢牢地做实。

　　前段时间有个失物招领公司，一成立就引起了公德大讨论。其中观点之一就是捡到东西不应追求回报，与之相应的就是，失物者也不需要一定付“感谢费”。这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事实上，这种论调变相地给无感恩之心受益者以“理论根据”，再往深处讲，就为公德的健康发展设了路障。我们把批评的矛头对错了方向，而对此并不觉知，岂不悲哀？这类公司让人开眼的关键，笔者以为是他们通过商业动作，强制性地让好事受益者有感恩之心，并付出物质回报。

　　让做好事的落到好，民间已有人以此为业，政府怎么办？一些学校建立“道德银行”值得政府借鉴。政府要有相应的部门（如“精神文明办公室”之类）立档备案，可能很麻烦，但关系到“德治”大事，小事也是大事。要给好人相应的物质、精神奖励，特别是他们的精神不能受损害；对那些知恩不报者要有相应的批评方式、惩罚措施。要使公民明确做好事是义务，知恩必报也是义务。社会公德是“精神文明软件”，却比“物质文明硬件”还要硬。